商代早在成汤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法律，如《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所制定的法律一度成为商代国家政治运转的评判标准，商王也得遵守，否则会受到惩戒。《史记·殷本纪》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汤法，乱德”，结果被辅政大臣伊尹流放到桐宫，后来太甲悔过，重新遵守汤法，才又被迎回。

商代后来的君王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商汤所制定的法律作了修订。盘庚迁殷之后，就以汤法为蓝本，重新修订了法律的内容，“以常旧服正法度”（《尚书·盘庚》），即按照先王确立的制度，整顿当时的法纪，这正是当时情况的反映。到了祖甲的时候，“重作汤刑”（《今本竹书纪年》），再度修订商汤所制定的法律。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乃重刑辟”（《史记·殷本纪》），使法律和刑罚严酷，为的是平复日趋严重的阶级矛盾。

商代的法律有惩戒官员的法律、军事法律、针对民众的法律等几类。

《尚书·伊训》记载太甲时期，伊尹“制官刑，儆于有位”，“有位”就是指官员，这里的“官刑”就是惩戒官员的法律。《尚书·盘庚》中商王明言“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盘庚所受惩罚的依据应当就是针对官员的法律。商代会受到这类法律惩戒的罪责大致有：（一）巫风、淫风、乱风。巫风具体包括在宫殿中跳舞，在宫室中唱歌；淫风包括沉湎于金钱和女色，经常游览和田猎；乱风包括不听圣言，忤逆忠直，远离道德，比肩孩童。这些都会受到惩罚。（二）见有罪，不匡正。如果官员见到有罪行为“不匡，则刑墨”（《尚书·伊训》），就会被施以墨刑。（三）对民众没有功劳，不勤于政事。《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对臣下说如果“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就会严重地惩罚他们。（四）违背商王的意愿。商末的时候，比干被商纣施以剖胸观心的极刑，原因应该还是他屡次“强谏”（《史记·殷本纪》），违背商纣的意愿。

商代已经有了军事法律。在《尚书·甘誓》中，商汤对商的将士们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指听从命令奋力杀敌的将士会受到奖赏，不听从命令的将士会被戮杀，这种奖赏和惩罚的依据应是当时的军事法律。同样的话语也出现在《尚书·汤誓》中，商汤对将士们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周武王在灭商之前，曾对作战将士发布誓词，相关的内容记录在《尚书·牧誓》中，其中有“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的誓词，意为你们不勤勉杀敌，我就会戮杀你们。周武王惩戒不勤勉将士的依据应该就是商代的军事法律。这则材料证明商代的军事法律也传播到了当时的方国。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军事法律的记载，《屯南》119“师惟律用”，这里的师律就是指军纪军法。

陶塑人形（商代晚期，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为盘发戴枷之人，男子枷手于背，女子枷手于前。造像虽简，但将其处境大致勾勒出来了(www.daowen.com)

商代有针对民众的法律。应该说商代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用来约束和惩戒民众的。根据文献记载，商代民众的违法行为有：（一）不孝。《吕氏春秋·孝行》引用《商书》说：“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可见在商代，将不孝看成非常严重的罪责。（二）妖言惑众。《尚书·盘庚》中盘庚对编造谣言、煽动民众的行为非常关注，如有发生，他会惩罚相关的人员。（三）违背王命。《尚书·盘庚》中说民众不听从王上的命令，必然会受到惩罚。（四）危害公共秩序。《韩非子》中记载根据殷代的法律，民众弃灰于公共道路上就会被处以断手的刑罚。根据孔子的解释，之所以会受到惩罚，是因为这些人危害了社会秩序，埋下了祸乱的隐患。（五）囤积货物。商王盘庚时时告诫民众，囤积货物就会受到惩罚处置。到了周代，法律条款更严密，民众的法律观念更强。如陕西凤翔出土的散氏盘铭文所载协议立约事，就表明了商周时代的法律意识。

散氏盘（西周中晚期，陕西凤翔出土）。铸有铭文三百五十七个字，记载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文中叙述夨国侵占散国的都城后，双方进行和谈，夨国割了两块田地赔给散国。当时周王室太史参与公证。夨国派员十五人交地，散国派员十人接收，双方协议立约，并由夨国官员立誓守信。最后由公证人周太史仲农将割地后重画的地图送交夨王，太史留下副本存查。铭文末还有周太史仲农署名的款式。这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的法律种类比较齐全。不仅有惩戒官员的法律，而且有军事法律和针对民众的法律；在具体的条目上，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商代的法律还多是由习惯和习俗升格上来的，如将不孝的行为定为违法，明显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习俗。需要指出的是，商代法律还处于秘密法阶段，是不为普通民众所知的。商代一个罪名下，犯罪者或罚为奴隶，或处以死刑，究竟采用怎样的刑罚往往是不确定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来达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统治效果。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商代的法律已有一定的司法程序。包括第一步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案件受理和司法审判；第二步核准断狱、定罪和量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