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较为简单的说法是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这话大致上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更精细一点的话，还是说二里头文化昭示着夏文化为好。道理很简单，完全意义上的夏文化不是二里头文化所能囊括得了的，它涉及的地域要更广，它存在的年月要更久远。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在我国的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无疑是一件大事，有学者说，它的价值绝对不会亚于秦代兵马俑。它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由“大同”走向“小康”的伟大时代是怎样蹒跚地向我们走来的。

二里头文化对于夏代来说，它的价值在于：一是证明，二是纠谬。

多少年了，夏王朝的种种故事和传说见诸典籍，书之于书简，也盛传于民间。近世以来，还写进了教科书。大家都说商之前有个夏，可是拿什么来证明呢？至今尚未发现夏代那时的文字。历史需要证明，尤其像“夏”这样疑窦重重的王朝需要证明。

二里头文化的一大业绩是，以封存在地底下三千年的夏人自己使用、制作、创造出来的实物，为夏王朝的存在作了证明。这是铁铸的实证，这个案从此谁都翻不过来了。夏商周三代是实实在在的王朝，这是由无数的文献和文物所描绘出来的，那种“夏商周三代”是“虚构世界”的说法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臆断。

第一，二里头文化证明了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在说夏商周，都在说三代文明，都在说我们是华夏人。范文澜先生写《中国通史简编》，夏王朝部分只写了短短的三千字。我们相信，范老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不能写，历史学家是重于求证的，没有“证”，这个历史怎么写得下去。范文澜最后在定章节名时，商代用了“商朝事迹”，而夏的标题是“夏朝传说”，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夏”的不确定性。

现在二里头文化等于为夏王朝签发了一张身份证。时间，传说中的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科学测定二里头遗址也存在于这个时间段。地点，传说中的大夏人发源于晋南和豫西，二里头也在豫西，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中轴区也在豫西和晋南。时间上的重叠，地点上的复合，随着失散世界各地的文物的聚集，任何不抱偏见的历史学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二里头遗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第二，二里头文化证明了夏王朝的文化转型。

纽约流散品及日本MIHO博物馆藏品。英、美、日等国的多家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乃至私人收藏家，收藏有十余件类似的铜牌饰。有的学者认为流散海外的这些铜牌饰中的相当一部分应当就是二里头遗址的出土物。

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注意到了夏王朝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不是一般的转型，而是大的转型，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化转型。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总共三千来字的夏史论述中，单是引述《礼记·礼运》篇，就花去了二百多字，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夏代是由“天下为公”，转化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关键阶段。但证据呢？当时还没有。现在好了，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墓葬，把“大道既隐”证明得清清楚楚。要在原始公社制社会中，夏王及王孙贵族们怎么可能居住在那样巍峨高敞的宫殿中？近千个墓葬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级差？在建房、墓葬、祭田时，怎么可能把活生生的人杀了当“牺牲”呢？还有，要在原始社会中，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王位而大动干戈呢？

文化转型是伟大的，没有这种文化转型，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文化转型是痛苦的，其间充斥着血泪、痛苦和死亡。在这过程中，战争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征服有扈氏的战争，就是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最后，总还是战争决定一切，总还是战争解决问题。

第三，二里头文化证明了夏王朝的文化高度。

过去一直认为夏王朝时期还处于石器为主的时代。传说有这样的故事：黄帝战蚩尤，之所以打得很艰苦，那是因为蚩尤“以铜为兵”，而黄帝还没有铜武器。现在，地下发掘告诉人们，夏王朝已经有了精美的铜器，而且在“二里头”还发现了大型的冶铜作坊。说夏还处于石器时代是不确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青铜时代的，那是没有问题的。据发掘者统计，礼器有鼎、爵（数量最多）、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凿、锛、锥、钻、钁（陶范）、刀、刻刀、鱼钩等，另外还有铜铃、铜泡和铜饰牌等物。这些器物工艺复杂，使用了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的技巧。有的器物还镶嵌有美丽的绿松石，有多种纹样，个别器物上还发现有鎏金痕。”[34](www.daowen.com)

足以体现夏王朝文化高度的还有那些精巧的陶器和玉器。在夏王的一座大墓中，发现了一只薄如蛋壳的黑陶杯，它做工精细，黑中透亮，朴素端庄，是“夏人尚黑”的象征性物件。据说，一些考古学家与当代陶瓷专家合力想仿制一个同样的陶杯来，结果没有成功，不论工艺还是成色都达不到原件的高度。可见，在夏人那里制陶水平高超到了何等程度。另外，夏人的玉石水平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第四，二里头文化证明了夏王朝的文化魅力。

夏之被称为“夏”，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化魅力的赞誉。据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夏，中国之人也，从‘臼’，两手，‘夊’，两足也。”实际上按照汉文古体的写法，“夏”这个字自上而下包括三部分：“首”、“臼”、“夊”，意思很清楚，是在说：夏人是有头脑、会动手、勤于迈步外出的人。同时，“夏”还有“大”、“雅”和美艳如“花”的意思。这些，也许是夏族之外的他族人对夏人的一种崇高的文化评价。而这种文化魅力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夏人的尚“黑”崇“朴”，传之久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

夏人的礼仪文化，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第一乐章。这一点可以从夏墓发掘中大量的礼器那里得到证明。

夏人是勤奋劳作的代表。没有这种勤奋，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文化产品。在豫西的夏人文化圈内，有一座王屋山，“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在夏人世居的王屋山地区产出“愚公移山”的故事，不正好说明愚公精神中有着大禹、夏启、少康这样一些夏人的思想文化的映像嘛？愚公的文化魅力也可以说是夏人的文化魅力。

二里头文化对夏王朝来说，除了“证明”功能外，再就是“纠谬”的功能了。其实，“证明”本身就有纠谬的意思在，为了着重说明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另列出来了。

首先是纠“禹功鲧罪”之谬。

按照《史记》及其他一些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在夏代历史上，禹是大功臣，而鲧是大罪人。但是，从二里头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发掘资料看，鲧的雍堵治水法也不是一点也没有作用的。传说中鲧是天下建城的第一人，事实证明鲧时期的确已有了城池的建设，这样，鲧就更加不能全盘否定。

其次，纠“禹铸九鼎不实”之谬。

以前一些专家认为“禹铸九鼎不实”是建筑在夏代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基础上的。既然认为夏代只有石器没有铜器，那么，禹铸九鼎不也成了子虚乌有的事了吗？现在完全不同了，地下考古发掘告诉人们，早在夏之前数千年，就有黄铜的冶炼，早在夏之前千年，已有多处铜器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则告诉我们，二里头的制铜业已达到了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禹铸九鼎”应该不再是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在当年夏王朝发生的实事。也许有哪一天，“九鼎”会被人们发掘出来呢！

再次，纠“禹治水仅限于中原九州”之谬。

禹治水范围有多大，一直是人们争讼不休的话题。说禹治水仅限于中原地带，理由似乎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不可能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治水。又因为中原地带也有划成九州的说法，这样就把治水也附会过去了。其实，中原地带从来没有单独划过九州，在《尚书》上倒曾有过划十二州的说法，不过也没有指明这十二州单是指中原或是指天下。至于生产力水平低而不能在禹域九州内治水，那更是站不住脚的。地下发掘告诉人们，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作纵横万里行了。怎么可以说，到了青铜时代，反而行走不了呢？大禹至少在中国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行了治水，不论从文献看，还是从考古角度看，那都是没有一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