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作为一个部族和地域的名称，出现得是很早的。在《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话：“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意思是说，帝舜说，皋陶啊，现在蛮夷扰乱中夏地区，抢劫杀人无所不为，我委任你为大理卿，去管理天下。这可能是在文献中最早提到“夏”这个名字的地方。《尚书》成书于西周时期，从上述文字中可见，“夏”作为一个族群的概念最晚在西周时已广为流传了。“夏”作为主政天下的一个王朝名，也该是很早的事。夏商周历来被并称为“三代”。孔子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三代”之说，当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之前。

三代中的商周二代，因为有文字记载，有典籍为证，还有实物为据，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不会有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唯有夏代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其文字记载，它的是否存在总是成为一大疑案。

后人的文字记载是有的，前文已说夏朝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间，它历时有四百七十一年之久，《史记·集解》认为“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32]它生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大致在西起今河南省西部（豫西）与山西省南部（晋南），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一些史书称夏禹为“崇禹”，禹的父亲称为“崇伯鲧”，正好说明夏的发源地是在嵩山一带的。现今的晋南和豫西还有一些夏都所在地的相关传说呢！

二里头遗址主体殿堂基址（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但是，这一切需要证明。最能证明夏的还是夏自身。

夏自身在哪里？在地下。夏人当年建造的屋舍、创造的物器、使用的工具、铺设的道路、留存的骸骨和墓穴，已经沉睡在地下几千年了，只要把这些挖掘出来，使之“复活”，那么夏人的生活和夏文明就会无可辩驳地昭示于当今了。

1928年起，随着安阳殷墟大规模的发掘和大量甲骨文以及大量商代器物的出土，殷墟就是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已成定论。地下发掘和《史记》中的殷世系的吻合，推而论之，更使人相信《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述也该是真实的。这样，就推动了考古学家对发掘“夏墟”的热情和兴趣。

二里头3号基址中院主殿（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1959年春夏之交，已经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就凭史籍中的“伊洛竭而夏亡”一句话，决计要去传说中的夏地考古。他带着助手徒步行进在千里伊洛平原上，苦苦寻找着传说中的“夏墟”。一日，徐旭生一行来到了偃师县境内，下午步行到了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徐旭生本能地在田野中寻觅着什么。一个农民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过来询问：“老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呀？”徐旭生笑着告诉对方说：“是丢了东西，一个大东西，是一座城，一座几千年前的城。”那农民听不懂，直着双眼看着他。徐旭生这才明确告诉对方，自己是搞考古的，于是问对方，这里有没有古人遗留下的陶片什么的。对方和盘托出：“有，有的是，不只有碎陶片，我们翻土的时候，还拾到过完整的陶罐和陶盆。”徐旭生听后大为兴奋，要这个农民带他去看。到了村东头的田野里，随便用锄头翻几下，果然遍地国宝。

徐旭生又花了几天时间，在二里头及附近的几个村转悠了一下，心中就有了些底。他相信这是个古老的王城，可能在中国乃至在远东都是最古老最大的王城。他马上把这情况向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着手开掘。

二里头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现场（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考古研究所接受了这位老考古学家的建议，在这一年的秋天，就组建起了洛阳工作站，并立即投入到了二里头的考古开掘工作中去，同时投入开掘的还有河南省考古所牵头的纯由女子组建的“刘胡兰小组”。两个小组相互配合，进展神速，收获颇丰。

二里头1号宫殿主殿复原图（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www.daowen.com)

1960年到1964年间，追加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一共进行了八次大的开掘，收获更为丰富。经过几年的辛劳，考古学家们弄清了二里头遗址的四至。它大致上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辛村五个自然村，遗址总面积达375万平方米。在开掘过程中发现了宫殿、城址、数以千计的墓葬，在墓葬中发现了青铜器及冶铜作坊。在诸多发掘物中，最让人惊喜不已的是青铜器的精美和品种的繁多，这是事先谁都没有想到的。

从地理形势上看，偃师二里头遗址北依邙山、黄河，这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又处在洛河、伊河和黄河的交汇之处，有运输之利；加之地势险要，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些都可以与《国语·周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相印证，从中也证明《史记》说的“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四岳各如其方”是言之有理的。

1974年，考古工作队对1号宫殿开始发掘。1号宫殿基址呈正方形，东北一角残缺。东西长108米，高0.8米，南北宽100米，面积超过10 000平方米。台基3米，高出周围地面1米。主殿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壁围墙围着，内有廊庑行道。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三个门道进出，东、南、西各有一道侧门。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帝王宫殿。

1977年又对2号殿进行发掘。它的规模略小一点，殿堂东西58米，南北72.8米。四面也有围墙，东、南、西三面有回廊，很是宽敞。这两个宫殿可能不是建于同一时代，具体年代还有待考证。

1977年对这里的考古事业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二里头文化”的正式定名就是在这一年。

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于二里头宫殿区的南部）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正门复原图（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20世纪整个80年代都在这块土地上大力开掘，最令人兴奋的是又发现了大量精致的青铜礼器，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冶炼和制作作坊，还发现了刻有龙蛇图形的器物。根据一些专家的建议，把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

2002年，考古学家在2号宫殿下面，又发掘出一座被编为3号的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33]

1995年，国务院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7年在郑州和偃师召开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年代学研讨会。到2000年9月《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验收，2000年10月公布修订四稿。这是中国20世纪末组织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尽管有争议存在，但“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