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史学大家，他所创作的皇皇巨著《史记》，记述了从黄帝时代到他所处的汉武帝时代之间三千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位太史公写下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班固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这是太史公身后人们对他最崇高的也是最精当的评论。正如《三国志》的注者裴松之说的，史迁“博有奇功于世”，因此他是永垂不朽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事核”这句话。“核”，就是审核，就是核查，唐人颜师古的注释是：“核，坚实也。”通过核查，使史事坚正，使史论真实。用通俗一点的话说，“核”就是考核。所以，我们把《史记·夏本纪》看作是太史公为夏史写下的一份沉甸甸的考察报告。

其实，我们何尝不可以把整部《史记》都看成是太史公的一份考察报告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为了写作《史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一定意义上说，读书和行路两者都是考察。

首先，是对文字资料的考察。

司马迁是个博学者，他出生于史官之家，家里有众多的书供他读，大概是十来岁的时候，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了京官，于是举家从夏阳迁往长安，父亲又让他拜在大学问家董仲舒的门下，学习《尚书》、《春秋》这样一些历史经典，这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大量读书，是司马迁日后写作《史记》的必要条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读书过程中的“考察”精神。这里说的“考察”，主要指通过分析、研究，决定对相关材料的取舍和运用。同样是大文豪的班固与司马迁的心是相通的。他说：“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可以看作整部《史记》的写作历程中对文字资料的“考察”，当然其中也包括着《夏本纪》的写作。这里用了四个动态的词汇来表达“考察”过程：一是“据”，就是依据，说明司马迁在运用《左传》和《国语》相关史料时，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司马迁在写《夏本纪》时，就大量依据《左传》和《国语》的材料及论说。如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杀羿、少康中兴、孔甲乱夏、夏桀亡夏、桀奔南巢等。二是“采”。从词义上看，有“采”就有“不采”，因此，这里说的“采”有着选择之意。《世本》和《战国策》中的一些说法，司马迁能认同的，就“采”之，不能认同，就不“采”。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分析。三是“述”。所谓“述”，就说孔子说的“述而不作”。《楚汉春秋》的一些材料，难辨真伪，司马迁就引述一些，不作评论，让历史和之后的历史学家们来做出结论。四是“接”。这是司马迁写史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历史与现实“嫁接”在一起考虑。他写夏史时，会上“接”禹、禹的父亲鲧，一直上“接”到黄帝，这实际上说的是先夏的历史。讲夏史时特别会下“接”于夏的后裔杞，想从杞那里摸索出夏当年的礼仪文化来。

其次，是实地的考察。

正如诸多史家所说，司马迁是一个富于“实录精神”的大史学家，因此，他极其重视实地考察。为了写《史记》，他进行了极为认真的实地考察，他自己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他的考察是极有成效的。他不只带着耳朵去听那些“长老”讲五帝故事，还带着一双敏锐的眼睛去看，去观察，发觉某些长老说的也不靠谱，都说是黄帝、尧、舜之处，怎么“风教固殊”得那样厉害呢？他还带着一颗脑袋在那里不停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真的很广很广，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西至空桐”，那是传说中黄帝登临过的地方，司马迁一定得去一去。空桐地在陇西，即在今青海甘肃一带，在当时还是很边远的地方。“北过涿鹿”，涿鹿是传说中黄帝的都邑之所在，也很值得一去。不过，司马迁这里用了“北过涿鹿”，涿鹿是过往之地，不是目的地，目的地还在北边。“东渐于海”，东面到达大海边上，主要是指黄海、渤海一带。“南浮江淮”，到达了长江、淮河流域，在江浙一带作了实地考察。在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司马迁凭一己之力，有时步行，有时乘坐驿车，千辛万苦，实地考察那么多地方，实属不易。

其实，他考察的地方远不止于上述这些地方。为了考察楚屈原大夫的史实，司马迁从长安起程，出武关，经南阳，渡长江，来到了长沙的罗县，专门到屈原“自沉渊”边进行了奠祭。告别了汨罗江以后，他又乘船沿湘江南行，在九嶷山南峰领略了舜当年南巡的风光。然后，司马迁顺流东向，来到了会稽山区，“上会稽，探禹穴”，是他这次远行的一门大功课。他还到过孔子的故乡曲阜，“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司马迁还以郎中将的身份出使过西南边远地区，在“夜郎自大”的那个夜郎国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时日。司马迁还随汉武帝祠泰山，后来听说黄河决口，还随武帝一起去治河。

再次，建立在文字资料考察与实地考察基础上的综合思考。

比如《五帝德》和《帝系姓》这两部作品原先大家都是信不过的，因此“儒者或不传”。可是，司马迁根据读《左传》和《国语》的心得，再加上实地的考察，认为“其所表见皆不虚”。至于《尚书》，司马迁认为“书缺有间矣”，就是它的缺失实在太多，非得靠“他说”来补足不可。

司马迁是一位真正的学问家，他做学问的原则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意思是说，要不是好学深思，做到领悟事情的真相，就很难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清楚的，也不可能把历史写得让那些浅见寡闻的人都看得懂。读万卷书，司马迁做到了；行万里路，司马迁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也做到了。今天，当我们这些“浅见寡闻”者捧起《夏本纪》这部考察报告时，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太史公说的，我们读懂许多了。

说《夏本纪》是司马迁的一份考察报告，一般学者只看到他考察了山川地理，考察了九州财物，其实，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更多地考察了夏王朝建立前后人际关系的变迁，以及从禅让到传子制度方面的微妙变化。经过一番精细的考察，在《夏本纪》中，通过尧、尧子丹朱，舜、舜子商均，以及大臣禹、皋陶、益的种种明争暗斗，写出了社会大变动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况。

在舜的晚年，舜有点儿身心皆疲，在传位给谁的问题上，必有一场大争斗，那已经是明摆着的事了。恰在此时，舜召集禹、伯夷、皋陶会议，让这些权势显赫的要员“相与语帝前”。这次会议，《尚书·皋陶谟》有一份会议记录式的文档，而太史公的《史记·夏本纪》中有一份修正后的会议记录。从太史公的一“修”一“正”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考察夏时社会的时局、怎样准确应用夏时留存史料的。

司马迁是怎样修正《皋陶谟》这份文档的呢？

一、明确帝舜与禹、皋陶等谈话的时间和背景。(www.daowen.com)

这份“相与语帝前”的谈话记录的背景，在《尚书》中是一点儿也不明确的，只是告诉人们有这么一次会议，与会者有些怎样的言论。而司马迁则明确指出这是发生在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的事，当时已是“声教讫于四海”，“天下太平治”。天下是太平了，但是“朝”内却不怎么太平。天下共主舜老矣，不少人都想要他坐着的那把宝椅。原始民主制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舜主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但必要，而且必然。

二、参与会议的主要成员的更改。

在《尚书》中参加会议是四人，主持会议的舜，还有被请来发布治国纲领的大禹和皋陶，还有主管礼乐的夔（kuí）。皋陶是帝尧的后裔，势力相当大，在舜时担当着大理卿的重任。而禹的根基也不浅，他有着当时天下第一功——治理洪水的大底气，因此他的取舜而代之可说是民心所向。很有趣，这次谈话的记录者把文章定名为《皋陶谟》，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皋陶一个人在那里“谟”。“谟”者，“谋”也。如果真是只有皋陶一个人在那里出谋划策，那么舜的继承者不是铁定了吗？可是，到了《史记·夏本纪》中，同样是这样一次会议，参与会议的变成了五人（想来太史公是必有所据的），其他四人不变，但又增加了举足轻重的一人，就是伯夷（不是不食周粟的那个“伯夷”）。

三、把皋陶与大禹的矛盾明朗化。

在《尚书》中，字里行间皋陶、禹间的矛盾还是隐约可见的，如会议开始时，还没等舜说什么，皋陶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治国“九德”，可见其欲主政天下的急切心情。但总的来说问题挑得还不够透明。但《史记·夏本纪》则不一样了，它把那层窗户纸给恰到好处地点破了。比如，在皋陶讲了一大通后，帝舜点名要禹说：“女亦昌言！”禹却谦恭地说：“於，予何言！予日思孳孳！”意思是：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是孳孳不倦地按你的指示办事罢了。这时，《史记·夏本纪》中增加了与《尚书》不同的一个情节：

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类似的故事在《尚书》中也是有的，但这里《史记》增加了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当大禹回答舜帝说“我没有别的话要说，我只想孳孳不倦地为大家做些事”时，皋陶突然跳出来责问“何谓孳孳”，太史公用了“皋陶难禹曰”五字——用得好，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发难！企图在舜帝面前“出”禹的“丑”。可是，大禹不慌不忙地作了回答。第二个细节是，皋陶见大禹说了治水中的艰苦奋斗，说了为解决民生而采取的“调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讲了禹与益在治水中的深情配合，皋陶此时只得无可奈何地说：“然，此而（你）美也。”意思是，是啊，这都是你做的大好事啊！

四、在这次会议上，舜严厉批评尧子丹朱，目的是为了警戒皋陶。

这实际上是很突然的事，在这次会议期间，舜严厉地批评起尧之子丹朱来。矛头所向，是批评皋陶。舜声色俱厉地说：“毋若丹朱傲！”这是一种警示，要谁都不要像丹朱那样的傲慢自大。

皋陶的心中最有数，帝舜批评的实际上是他。因此，帝舜的话刚落地，《史记·夏本纪》上便有了这样一段话：“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从帝舜借严厉批评尧子丹朱以影射皋陶起，皋陶才服输，才“敬”重禹。可是，此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竟然以大理卿的身份发布命令，要求全民都服从禹，谁违犯了，刑事处置。这些话，在《尚书》中也是找不到的，显然是司马迁根据其他资料添加上去的。

五、在皋陶与大禹争锋过程中，乐官夔（见《礼记·乐记》）是站在禹一边的。

这在《尚书》中也是若暗若明的，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夔主持演奏了“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而《史记·夏本纪》则明确说出了，在这种会议场合夔主持演奏“九韶”之乐，是为了支持大禹。《史记·夏本纪》写道：“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其意是说，从此天下民众，皆宗主大禹所兴起的九韶声乐，作为祭祀山川神主的乐章。这上面，乐官夔立了一功。

六、皋陶之死。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皋陶之死，“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这皋陶在大禹主政后的突然死去，后世史家都认为实在有点难以理解。其实并不奇怪，在争权如此剧烈的大变革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司马迁不作过多的介绍，只是加以实录。

上述这些，意在说明《史记·夏本纪》的确是司马迁竭尽心力写下的一篇考察报告。为了写好这份考察报告，他“行万里路”，考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们的行踪，天南地北，无所不至，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史迹，考察了禹域九州，足迹所涉，何止万里？为了写好这份考察报告，他“读万卷书”，当时他能见到的典籍图书，他都读了。在读书过程中，他也充满着考察精神，就是对被认为最具经典色彩的《尚书》之类，他也一“考”再“考”，非要把是非曲直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一篇《夏本纪》可知，后人赞誉太史公书为“实录之作”，确非虚言也。

可见，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汉代思想家刘向、扬雄博览群书，他们发现《史记》百三十篇所载人与事有根有据，异口同声赞叹：“（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