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墨两大家为显学的先秦诸子，大多对古代有一个夏王朝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这些杰出的文化大家都有着“好古”的习性，通过他们长期孜孜不倦的探寻，夏史和夏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新的展示。由于至今没有发现足以供我们解读的夏代文字，因此先秦诸子对那个时代社会状况的追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们具有抢救文化遗产的性质。如果没有先秦诸子的追记材料，对夏的历史记忆的模糊状态不知要加重多少倍。

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正是先秦诸子的大力推崇和不断的弘扬光大，尧、舜、禹这些上古圣人后来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偶像式人物。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第一个打出好古、访古、信古大旗的士人。他有一句名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真正的士人是不应该只在居室里盘桓，在家中空发一通议论的。士人应该走出去，去周游列国，去遍观天下。孔子一生“栖栖一代中”，不是为了饭碗，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追迹三代之礼”，除了秦地之外，他几乎跑遍了天下。他的“周游”活动，绝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从“好古”的心态出发，迈出自己的双腿去实地“访古”，以达到“信古”的大目标。大半生的外出寻访，使他坚信三代史不只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存在于一些神话传说中，而且客观地曾经存在于历史范畴中。孔子迷恋于三代史的研究，甚至到达了废寝忘食、忘乎所以的地步，而其中对夏礼的研究，对夏文化的追寻，无疑是重中之重。

孔子对夏文化的追记，重在两个方面：

一是欣赏夏的礼乐文化。在他看来，夏礼是三代礼仪文化之源，也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源。商的礼仪文化来自夏文化，周的礼仪文化来自商文化，其源头就是在夏代。“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不足征”是指资料不够。孔子以最大的热情赞美韶乐，盛赞其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乐曲。齐地虽然是九夷之地，但文化一直很发达，春秋以后天下大乱，文化下移，许多古典的书籍、乐曲都流落到了民间，而齐地是文化下移过程中的最大接收地。为了了解古典文化，孔子多次到齐国去。后来在齐闻韶乐，兴奋得“三月不知肉味”。韶乐即舜乐，经过大禹的点化，后来又从舜乐中脱胎出了夏乐。夏乐与韶乐是一体的。孔子对夏的礼乐文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二是钦佩禹的人格精神。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壑。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言其朴；孝乎鬼神、美乎黻冕，言其礼也；尽力乎沟壑，言其真也。这里短短几句话，两次强调他对大禹无可挑剔。在孔子心目中，大禹是夏文化的象征，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当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夏史也有不少研究，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禅让和传子制度的是是非非上。当“舜荐禹”时，“禹让舜子而民不从”，结果是禹继了舜位，这当然是禅让。当“禹荐益”时，“民不从益而从禹子启”，这就是传子制度的发端。有人以为这是“德之衰”的缘故。孟子认为，这与“德衰”根本无关。“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其意是说都是符合王权“天授”道理的。时代变了，传位的方式也应变化。这种说法，显然要比“德衰说”要进步得多。(www.daowen.com)

如果说孔子是从文化和人格的角度来赞誉禹的话，那么墨家则完全是以同道的身份来与夏文化对话的。先秦诸子们大多认同“墨道即禹道”，墨家人也自以为是禹的传人。庄子说过：“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庄子·天下》）引大禹为同道，这是墨子的真性情，也是先秦诸子的共识。他们把禹的人格精神化进了自我的血液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源于大禹的。墨者们个个脸色黧黑，身披破旧的黑色衣衫，脚蹬木质的拖鞋，艰难地行进在人生的大道上。他们崇真、尚朴，以吃苦耐劳为荣，以兼爱世人为乐，在墨者身上，人们看到了大禹精神的再现，看到了尚朴的夏代风情。

墨家的核心观念是兼爱，而在他们心目中兼爱的典范就是大禹。墨者写道：“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墨子·法仪》）墨子这里说的兼爱是有夏一族之特色，就是不只是要人们“兼爱天下百姓”，还要“率以尊天事鬼”，把生前的爱人和死后的事鬼结合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夏文化是会有实际的启示作用的。墨家还把禹的“兼爱”和桀的“兼恶”放在对立面的视角加以考察，这本身就涉及夏王朝之所以兴衰的缘由了。

墨家提倡勤奋劳作和节用其财，在他们心目中这方面的典范仍然是大禹。大禹一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大禹的节俭最集中体现在他死后的节葬上。而大禹节葬的细节，不见于他书，唯见于《墨子》一书的《节葬下》篇中。此篇的描述不无夸大与虚构的成分，而且也难以找到物证，但从大禹一生的行事来推测，《节葬下》篇说的那些，当在情理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子》一书还为后人提供了不少夏史研究资料。《甘誓》是夏人征战有扈氏时的誓词，《尚书》中有其版本，《史记·夏本纪》中也有其版本，在《墨子·明鬼下》中也有其版本。应该承认，三个版本各有千秋，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决定弃取。禹铸九鼎，在各类相关文献中都有记载，而《墨子》一书却说“夏后开（启）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并说九鼎后来“夏后氏失之，殷人得之；殷人失之，周人得之”（《墨子·耕柱》）。与传统的史料有所差异，孰是孰非，有待学者的考察研究。还有，《墨子》一书对大禹治水的路线图描绘得特别详尽，范围也特别宽广，想来不会是空穴来风，定然是有所依据的，很值得学者加以深究。

韩非子是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儒家和墨家大肆宣扬的王位“禅让”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历史上只有“逼上弑君”。他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见解：“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说疑》）这样说显然有点极端，但也多少揭示了氏族制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人臣与君主之间斗争的真实一面。

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大家，因此，他们对夏代历史的追记往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没有他们的追记和对夏代史料的抢救，那夏王朝的面貌将更模糊不清，史料也会更残缺。但也毋庸讳言，这些思想大家对夏史的追记，又常常打上了时代和个人的思想烙印，在运用他们的追记资料时，又当慎重地加以选择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