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文献中，《诗》和《书》是保存夏代史迹最古老的文献，其中保存着三代文明发展史的若干最可靠的史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它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这部诗歌选集中大量记述了西周的史事。张舜徽说：“我们从祖先遗留下的歌声中，去寻求两周社会生活、活动的实迹。这便是把它看成一部有价值的‘诗史’。”[30]《诗经》也同样记述了不少夏、商的史事。

《诗经》中的“风”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三代的民风民俗，诗三百，而其中的“风”就占了一半以上。“风”以民歌的形式追述了当年三代的民情、民俗、民风，为我们研究三代史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鲜活历史资料，夏史当然也包括在内。

《郑风》的第一首是《缁衣》，写一位妻子为丈夫做了一件纯黑色的缁衣，一面为丈夫穿上，一面又欣欣然唱起了情歌，“缁衣之宜兮”、“缁衣之好兮”、“缁衣之席兮”，意思是说，这黑色的服装是那样的相宜啊，是那样的美好啊，是那样的贴身啊！诗作的主人公为何那样的钟情于黑色服装呢？历来的注家多所猜测。究其本源，所谓“郑”，它的故地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它是传说中黄帝的故里，也正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既然“夏后氏尚黑”，这首《缁衣》不正好反映了夏族遗民的尚黑情怀吗？

《汾沮洳》是《诗经·魏风》的第二首。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一面在汾水的低湿地、在汾水的河曲处、在汾水的河滨旁采集着水生植物，一面思念着自己的意中人，告诉意中人，这样既勤又俭的劳作，比起那些高官厚禄的“公路”、“公行”、“公族”（官爵名）来不知要崇高多少呢！《韩诗外传》一书以为这首诗主旨在于“美隐居之贤者。虽在下位，民愿戴之”。其基本的意思是对的，惜乎没有点出该诗的历史地域。当年魏国的都城就在今山西夏县，是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夏人历来有采集野菜的习惯，在《左传》中还有采集水生野菜祭神的记载，这不与《汾沮洳》一诗写的情境十分相像吗？再说夏人崇朴，不喜欢大手大脚，《韩诗外传》说的“虽在下位，民愿戴之”实实在在是夏人情怀。

《诗经》还用不少的诗章述说了三代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史书上说，“夏人尚黑”，“殷人尚白”，在色彩崇拜上刚好相反。但是，在《诗经》中却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的说法，玄鸟者，披着一身黑羽的燕子也，尚白的殷人怎么会是由黑色的“玄鸟”生养的呢？这不是颠倒黑白了吗？不，这是一种文化的共融共享，你夏人可以以黑为美，我商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在《信南山》一诗中，开首四句是：“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诗说的是，终南山绵延千里，这是大禹当年开辟的土地。原野是那样的平整美好，大禹的“曾孙”世代在此垦田。周王自以为自己是禹的“曾孙”，这就带给历史学家一个可贵的信息，在历史流程中夏和周其实是有血亲关系的。

大禹治水的范围历来争议颇多，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禹的治水，按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只能局限于晋南和豫西地区。而《诗经》中直接论述大禹治水的有五六处之多，范围也大大越出了中原地带，走向了黄河、长江的广大流域。认真读一读《诗经》的相关诗篇，对理解夏禹那一段历史是有好处的。

《尚书》在先秦典籍中称《书》，汉代才称《尚书》，言其为“上古之书”也。书中记录了距今四千多年到两千六百年间夏、商、周三代的史事，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它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典、训诰、誓、命等几大类。典是古代的典章制度。训诰是训诫诰令的实录。誓是君王或诸侯的誓词，大多是征战时的誓词。命是君王任命官员、赏赐功者的册命。由于其古奥难懂，被称为“诘屈聱牙”。(www.daowen.com)

《尚书》不可能作于夏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就是有人要创作也不可能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王国维等学者认为它的成书至迟不会晚于西周，因为孔子已经看到了这本书，并在阅读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了。

《尚书·虞书》是记载夏代史迹最集中最古老的文献，它包括四篇。

第一篇是《尧典》，完整地记述了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同时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当时进入洪水时代的境况。为了解决由谁来领导治水的问题，帝尧与“四岳”之间还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是少数服从了多数，治水由鲧来领导。但是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帝处置了鲧后，让禹带领治水大军，最后取得了胜利。大禹治水的故事主要取材于该篇，人们视之为信史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篇叫《皋陶谟》，“谟”与“谋”通，也就是帝舜与皋陶商讨治国安民的谋略的意思。但是，文章的标题虽如此，文中出谋划策的却是大禹与皋陶两人，而且舜还主动要求大禹总结用疏导的方法平治洪水的经验。文中还涉及到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娶涂山女为妻，生下儿子启的故事。本篇的主旨是君臣共谋国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留存的民主传统和风气，通过大禹的献谋，也完整地展示了其人崇高的精神世界。

第三篇是《禹贡》。这是一部最古老的历史地理文献，当然也是集中反映当时客观存在的行政区划的文献。全篇内容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九州大地的划分，对各州的四至、水土、物产、交通作了介绍，尤其提出了“因地而贡”治理的观念。其二，是由北而南的“导山”以及对九条大河的“导水”，这可以看成是治水的后续。其三，是推出了五服制度，即所谓“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实际上是对国家的万里江山的一个最初步的行政区划，是行政管理由近及远的一个粗线条的设计。

第四篇是《甘誓》。此篇是夏启为了讨伐有扈氏而在甘这个地方发布的一篇临战誓词。启继承禹的帝位，废弃了自古以来传统的禅让制度，有扈氏不服，于是就有了启的征战。该誓言大致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宣布有扈氏的罪行，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二是申明军纪，以及宣布赏罚处置办法。这篇文稿虽然只有八十八字，但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可以视作之后数千年君主治国安邦的一个大纲。

夏史资料，除了《诗》《书》记述外，在《左传》和《国语》两书中也有零星的记述。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史料都见于这两本书，而且有惟妙惟肖的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古本竹书纪年》，提供了夏王朝发展的脉络，《纪年》中关于“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这一表述，对夏王朝总年数的提法已被地下发掘证明了它的大致的正确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