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以及地下发掘资料看来，大禹提出的“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的养民“九功”方略，在夏王朝是认真实施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夏王朝的兴盛，也不会有夏民邑人食谱的如此丰盛。

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经碳14测定数据表明，陶寺人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属于夏纪年的初期。那里的邑人以粟为主食，而且在墓葬中有丰盛的粟积余。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中，发现了很多炭化粟粒，有一坑内堆积的炭化粟粒厚达40—73厘米。那可不得了，堆积那么厚的炭化粟粒，少说也有几万斤，够一个居民点的人食用上一段时间的了。这种粟粒的堆积向后人显示了在夏王朝的重视下农作物的丰收景象。大禹说的“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皋陶谟》）并非虚言。“烝民”者，指的是大多数民众也。大禹的意思是，夏王朝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多数的夏民能吃饱肚子，只有那样，万邦才能大治。

为了达到“烝民乃粒”的“食政”目标，夏王朝还大力拓宽食物品种。从河南洛阳市洛河南的关林皂角树遗址出土了大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麦、粟、黍、豆、高粱、水稻等炭化粮食遗存。其中大多数粮食品种是中原地带的传统作物，而豆类是从东北引进的，水稻也是从江南一带引进的。为了改善民生，夏王朝的统治者大大拓展了活动范围，从东北地区，到当时还相当荒蛮的江南地区，纵横数万里，在交通条件还相当落后的四千年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夏王朝的“政在养民”方略使邑民的食物越来越丰盛了。

夏代人有两大类食物，即所谓“根食、鲜食”。一类是“根食”，即根生植物，上面说到的“五谷”、“六谷”、“九谷”之属皆为根食，主要指粮食作物，也包括一些蔬果品。另一类是“鲜食”，夏人认为，凡鸟兽新杀则为“鲜”，主要指动物性肉类食品，也包含有若干鱼虾之类的水产品。

夏族原先是一个以“根食”为特色的族类，大禹的“治国九功”也重在粮食作物的栽培，夏族人的祭祀文化同样长期以水菜和粮食作物作为祭品，与周人的以全羊、全牛祭祀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随着夏人对天下统治权的获取，随着各地交流的强化，夏王朝对畜类的养殖普遍了起来，“鲜食”上餐桌也普及了起来。

在晋南襄汾陶寺出土的龙山晚期墓地中，大型墓用整头猪实行随葬，在中小型墓葬中发现猪的下颌骨，而且数量不少。这说明猪这种畜类正在更多地为夏人所接受。

家畜家禽的养殖在夏的中后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夏代家畜至少有猪、犬、羊等，稍后又有马和鹿。家禽有鸡、鸭、鹅等，大概鸡是最早饲养并饲养得最多的，在甲骨文中就有“鸡”字。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文字，鸡在夏代得到普遍饲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据史籍记载，狩猎野生动物后来成为夏统治层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活动。据说夏王启就对田猎很感兴趣，有了收获就与下属一起大吃一顿野味。后羿在位的时候，对游猎更是视为常事。夏王予为了获取鲜食，刻意东征。夏王芒要求九夷与他一起“东狩于海”，收获也很可观。夏王孔甲更是个田猎的高手，常会出入于山岭之间。夏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对野猎的兴趣大大高于治国。这些典籍所记虽未必全是事实，但当时某些夏王对狩猎很感兴趣那是可以想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代食物的丰富。(www.daowen.com)

商代青铜公鸡（四川广汉出土）。昂首翘冠，十分传神。

灰陶鸡形壶（云南元谋出土）。壶口为鸡头，腹部呈元宝形象为鸡身，器上刻点线纹作羽毛状，造型新颖。

陶鼎（夏代，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洛阳博物馆收藏）

鱼类食品也开始登上夏人的餐桌，方法有网捕、垂钓、弓箭射杀、鱼鹰捕捉等，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鱼钩是一个明证。甲骨文中还有“王鱼”的记载，这说明夏、商二代的王者有时还会有带头去河边捕鱼的雅兴呢！不过，那时鱼还是稀有食品，不然后人不会说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话来了。

夏人对谷类作物的食用一般称为“粒食”，也就是整粒的食用。当时的粮食加工还不发达，一般把粮食收割后，脱去粮食的外壳，就用煮、蒸、烤等方法整粒食用。这种方法据传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米而不粉”的食用方式已经维持了一两千年，夏以后还要维持千把年。到有了磨盘以后才能进入“粉食时代”。

夏人早就有粒食和蔬菜同食的习惯。白菜、芹菜、雪里蕻、荠菜等是常用的下饭菜。《夏小正》有云：“正月囿有韭。”这就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夏人是常食韭菜的，因为这种菜营养好，又有一定的杀菌力；二是当时已有了种植蔬菜瓜果的菜囿、菜圃了，商代甲骨文中有“囿”和“圃”二字，这也证明了商前之夏人种植蔬菜现象的客观可能性。

种植粮食的大田和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同时出现，说明夏代农业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夏人食谱的如此完备，这多少与夏王朝贯彻大禹定下的养民“九功”是有关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