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时期人们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如何？这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现就某些文献资料和地下发掘资料，来寻找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大家知道，在原始社会时期，哪怕是它的晚期，人们是“聚族而居”的。同一个氏族乃至于部落的人居住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缘、有着共同的信仰，以及共同的氏族首领。可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就有点不同了，“万国”中那些首领都自命为诸侯，“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把原先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格局给打乱了。再加上从帝尧时代开始直至大禹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可怕的大洪灾，人们南下、北上、西奔、东漂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更是大大改变了人们原先的生存格局。最后，好不容易大禹治平了洪水，所谓“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当然，众民的安定也是相对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生产和经营上的需要而东奔西走的现象有的是，这是已被地下的某些发掘证明了的。

仰韶文化遗址（郑州西山）

在这种情况下，要原封不动地回复到当年完整意义上的氏族生活模式，已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要彻底废除延续多少万年的氏族制，更是不可能的。面对如此现实，夏王朝的统治者想出了一个妙招：建立“邑”制。

“邑”是一个很奇妙的字眼。根据后来甲骨文和金文的解读，该字的上半部“口”，标志着划定的地域；该字的下半部“巴”，似人形。这样，夏王朝根据新的情况，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给它一个名字就叫“邑”。“邑”就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群聚居组织。

“邑”这个行政单位，妙就妙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当时实际存在的人口居住交错性很大的问题。住在同一个“邑”中的，必有某氏族和某部落的主体，那也没关系，氏族和部落的血缘亲情因素照样可以发挥作用。这同一个“邑”中还会有若干“外来户”。原先实施的氏族制是排他的，他族人如进入族中就或被驱逐出去，或被就地杀戮，或被降为奴仆。但现在建立的是行政区划性的“邑”了，你不能排斥“外来户”，因为在同是“邑人”这点上，你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给夏代的“邑”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仍然有很强氏族色彩的地域与居民相结合的行政性组织。

夏时对“邑”的划分还是很初始的，也可以说是很粗糙的。有大邑，也有小邑，大小由之，因地制宜。

“禹都安邑”，那是个有数万人的大邑，这个大邑中有姒姓人，也有从姒姓中派生出来的夏后氏、有男氏、斟寻氏、费氏人，这可能是安邑中居民的主体，但也会有姒姓以外的人，还会有夷人、蛮人、狄人，从“邑”的角度看，他们都是“邑”的主人。“禹子启居夏邑”，那个邑也相当大；“仲康入十室之邑”，那是个只有十家人家的小村落，也算是个邑，也有像模像样的建制和组织。

甲骨文中有“乍邑”的说法。“乍”者，“作”也，或者说是“筑”也。可见“邑”不是简单的自然村落，它要加以建设，才被行政上认可下来。“邑”既然是“乍”起来的，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划分势力范围的标志性建筑。还有，由谁来管理“乍邑”呢？它属于六官中的司徒管辖，因为他统管地上所有的人事，因此司徒又称地官。

具体到“邑”的日常生活，它的管理由“里宰”这种官吏来实施。“里宰”作为夏王朝的基层干部，有的说夏制以七十二家为里，有的说二十五户、一百户，都无从考证了。“里”的管理者通常称里宰，也有称为里人、里长、里正、里尹的。据史书记载，他们通常为邑人做这么几件事：(www.daowen.com)

一是家庭管理，包括人口管理和登记，家庭财富的登记。家庭财富中最重要的是六畜、车辆等。在当时，如果这个家庭是“有车族”，那说明这家人家的生活状况至少是在中上了，养猪的多少也是贫富的标志。

二是农业管理，包括督促民众按时耕作，最重要的是组织同一邑里的人众在农事上的互助合作。这样看来，“里宰”的重要工作是组织生产。有专人负责组织生产，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需要有数字化的管理，记录牛几头，鸡几只，人数口，没有文字，也该有图画吧。只是当时的载体有限，不像殷商记录在龟壳之类不朽坏的东西上，所以暂无考古的实物发现。

三是税务管理，每年的税赋通过他们实施征收。

四是政令管理，上头有什么政令需要下达，由里宰来宣示。当时是否由里宰敲着木铎宣示政令法令，不得而知。当时还没有正规的文字，看来也只能口耳相传了。

五是安全管理，当时实行民兵制度，兵器发放到邑中，由里宰经常检查兵器是否丢失，兵器是否损坏，要不要补充等。

二里头遗址中大量的一居室、二居室的存在，说明夏时小家庭已较为普遍，这是夏王朝实施“家天下”的社会基础。

夏代的民居已经像模像样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民居，房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与当时地平面齐平的地面建筑，也有深入地下一米上下的半地穴式，大小不一，室内有烧灶。房屋柱基有的用石础，有的用夯土墩。地面建筑在建造前先清理地基，挖掉浮土，再填上净土，层层夯实，到与地面齐平时，再敷上细沙，平整表面，用火烧烤，令其坚实，然后建房，整个房屋建成后再分割成一间一间的家居小屋。这些井然有序的造房工艺，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夏政权指派的里宰的监工和指导，要把民居建造得如此齐整划一是不可想象的。

在里宰的指导和统一规划下，夏民居室的条件大为改善了。不少邑中人家除有“门”之外，还有了“窗”，有了排除室内油烟的“通气口”。屈原的长诗《天问》中说到的一些故事还告诉人们，夏邑人居住的最大突破在于发明了木制的床榻和“可卷可释”的草席或竹席。荀子说：“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人类直接睡在大地的怀抱里有上百万年之久，到夏代才移身于床笫之上，这对于人类的“养体”功能是极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