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夏代是中国孝文化的生成期，可以这样说：孝礼是夏礼的基石。

夏禹是五帝的最后一帝舜的直接政治继承人，也是舜的孝文化的直接继承人。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太史公写下了凡是炎黄子孙都耳熟能详的“孝感动天”的故事：舜的父亲是个瞎子，舜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后来，舜父又娶了妻，生了个名字叫象的儿子，这是个很傲慢无礼的孩子。舜的父亲很爱后妻和后妻生的小儿子，常想杀死舜。一次，舜在家筑仓廪，当舜爬上仓廪的上端时，舜父在下面纵火，想烧死他。可舜就是利用手中的两个斗笠，飞下了仓廪。又有一次，舜父要他去凿井，当他下到井底时，舜父与小儿子象就一起下土实井，想把他埋死在井下。但是，舜似乎早有准备，他先前已在井下另挖了一条通道，当井口被封死时，他从另一通道奇迹般地出来了。虽然如此，舜还是对一家人很好。“顺事父母及弟，日以笃谨，匪有解（懈）。”他的孝顺的名声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尧正在寻找后继者，大家都推举舜，尧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让舜到最艰难的地方去历练。舜不管是耕种在历山，还是捕鱼在雷泽，或者是制作陶器于河滨，他所到之处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所到之处，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后来舜践天子位后，还是十分孝顺他那个瞎子父亲，“往朝父瞽叟，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

舜的这些作为，后来被人以“孝感动天”之名编在“二十四孝”中，成为最为感人的二十四孝“第一孝”。

很显然，禹开拓的夏之孝礼，是深受舜孝行的影响的。如果从“舜年二十以孝闻”开始算起，禹与舜日后的接触有五六十年之久。据《史记》记载，舜是在六十一岁时践帝位的，当了三十九年的天子，而在他身边最受他信用的是被他称为“唯禹之功为大”的大禹。很特殊，在舜当天子二十二年的时候，“舜乃豫荐禹于天”，这说明了两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禹作为舜“孝”的观念的传人，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说，禹自身的行为，为夏的孝礼定下了基调。这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孝祀。

在中国古代，按照一定的时节祭祀自己的祖宗和山川之神，这叫“孝祀”，或者叫“享祀”。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到：“禹居外十三年，薄衣食，致孝于鬼神。”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大禹虽然十三年在外治水，但他宁愿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也从来不忘“孝祀”这一礼仪。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处与祭祀有关系的建筑基址，如“坛”、“墠”等建筑遗存，更证明这一点。二里头遗址2号殿是祭祀先王的宗庙，也就是“夏后氏世室”[28]

“孝祀”的对象是“鬼”和“神”。这里说的“鬼”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专指自己已经远去的祖先。在远古时代，人的祖先意识淡薄，实行“泛祭”，就是什么鬼都怕，什么鬼都祭。到了夏代，祖先意识明确了，也有了明确的“代”的意识，从“我”推上去一代二代三代的“鬼”是谁很清楚，于是就有了祭祖或者说是祭“家鬼”的专项行动。孔子是反对“非其鬼而祭之”的，要祭的就是祖宗之“鬼”。这个“鬼”一直往上推，当然可以推得很远，推到“人文初祖”黄帝。祭祀的另一对象是“神”。这也不是什么神都祭，而是名山大川之神，就是在冥冥之中主宰名山大川命运和人的命运的“神”。

这样一来，禹，也可以说是夏代吧，也许开了两个礼仪之初始：一是“慎终追远不忘本”（《论语·学而》）的礼仪之始。二是开了祭名山大川之神的先河，后来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都可以看成是继承了夏的礼仪传统。

祭祀，要备丰厚的祭品，这代表祭祀者的诚心，正如孔子说的“祭神如神在”。中国古籍上有“祭祀丰絜”的说法。丰者，丰厚也。絜者，洁净也。对夏人来说，这种说法怕只对了一半。夏礼是以朴、俭著称的，清水、水菜的供奉是夏代祭祀的本色，如果太“丰”了，就不是夏代的祭祀礼仪了。当然，洁净还是要的，否则祭祀者的诚心无以体现。诚则灵，供奉者的诚心是十分重要的。孝祀又叫享祀，祖宗和山川之神真正的享受不一定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而是祭祀者的一颗虔诚的心。因此，真正的孝祀，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一种“心祭”。

其二，孝敬。

夏礼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要孝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到孝道。这样的观念，大抵上是从舜对其父、以及禹对其父的行为中引申出来的。这是两个都有着巨大缺陷的父亲。舜的父亲自从娶了继妻以后，对舜极尽打压之能事，还几次想杀害儿子。禹的父亲虽说也想尽力于沟壑，但是孤高自傲，治水的方法又不太对头，结果把天子托付给他的治水大业给搞砸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父亲值得孝敬吗？(www.daowen.com)

在舜那里，在禹那里，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说，还是得孝敬。理由大致上有那么几条。

第一，出于父母子女间的血脉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生下来后，当母亲的将羊水舔干，往往它顷刻之间就能自个儿行走。而人不行，人有“三年之抱”，他必须在父母的怀抱里一点点成长，三岁（当然是虚岁）以后才能自个儿独立行走。这“三年之抱”是任何父母都给予子女的恩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长大以后对父母怀报恩之心，也是人性不同于兽性的重大区别。孝敬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一再提及，如前所述，舜在天子之位身体力行，使天下尽知并成为全天下皆需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他自己成为孝敬的典范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当子女的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感动有缺陷的父母。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些人看到自己的父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一种可能是自艾自叹，认为倒霉：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另一种是由此而厌弃有缺陷的父母。这样而引发的家庭不幸比比皆是。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的处置方法要积极得多，就是千方百计地感动有缺陷的父母。这方面，舜不愧为二十四孝第一孝，他用自己伟大的人格精神感动了他那位糊涂得可怕的“老爸”，最后使之幡然改悔。后来禹在说到舜时，认为舜的可贵之处在于“于父母，负罪引慝”，就是说，把父母的罪责当做自己的罪责，在父母面前诚心诚意地启发他们，最后使顽劣的瞽叟也“允诺”改过了。这叫什么？叫“至诚感神”（《尚书·大禹谟》）。只要我们当子女的有“至诚感神”之心，相信顽劣父母也是能感化过来的。

第三，从父母身上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历史的事实是：禹的父亲鲧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治水九年，容易吗？用后人的话说，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结局是失败，而且被帝舜流放了。而禹是成功的英雄。禹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是吸收了父亲的经验教训而取得成功的。在《史记·夏本纪》中有那么几句读之让人动情的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啊！《国语·鲁语上》还说：“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禹将其父亲未竟的事业接过来，从父亲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使自己做得比父亲更好，弥补父亲的过失，兢兢业业做出成绩。是的，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太好了！滔滔洪水终于治平，这样的“以德修功”，让自己的家族重新扬眉吐气，最终光耀了门庭。这就是作为圣人的禹心目中的孝敬。

当然，要实施如是之“孝敬”，得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罚不及嗣；赏延及于世”（《尚书·大禹谟》）。如果父亲有不足，甚至犯了罪，就罪及子女，那当子女的还会有什么机会去感化父母和比父母做得更好？作为三代盛世的第一代夏，当时的人们就有那样一种“罚不及嗣”的胸怀和气度，只有那样，才能使孝敬父母之风畅行于天下。

其三，慈幼。

“慈幼”这种提法，早在三代时就有了，“上爱下曰慈”，被称为“慈”者，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母亲。“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韩非子·解老》）韩非子的这三句话，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上爱下”的理解。

“不敢绝衣食”。孩子还小，当父母的理应使之衣食周全。早在舜时，帝舜就对主管教化的司徒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史记·五帝本纪》）经过百年未遇的大洪水灾害以后，社会上出现了“百姓不亲，五品不训”的偏颇。所谓“百姓不亲”，指的是各宗族之间的不亲善。所谓“五品不训”，《史记集解》解释为“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五品，五常也”。也就是处理好家庭关系。在家族所有制转化为家庭所有制的关键时期，这个问题提得实在及时。而衣食上的抚养在家庭中是最基础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夏代是紧接着帝舜的统治而来的，这方面的教育确不可少。《夏本纪》说禹这个人“其仁可亲”，别看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从内心里他对孩子还是既“仁”又“亲”的。

“不敢离法度”。这方面，五帝中的最后二帝都为人们做出了榜样。尧子丹朱，是个不肖之子，尧就决然不把帝位传给他，因为不管是禅让，还是后来的传子，当时定下的“法度”是“传于贤者”。后来舜在公开场合批评尧子“丹朱傲，唯慢游是好”，要求一切年轻人引以为戒。后来舜的儿子也不贤，因此不能传位给他。在当时人看来，“法度”是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怎么也不能突破的。就是禹传位给儿子启，当时主观上也不是有意要创造出一个传子制度来，而是因为“夏启贤”，没有这一条，禹也不可能答应传位给儿子，就是答应了，百姓也是不会答应的。又是启贤，又是传子时机业已成熟，就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样一种传子制度，真可谓时也、运也。

“不敢舍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中国人传之千秋的古训。教子，即教之以规矩也。禹怎样教夏启的，虽没多少具体的说法，但是，应当说，禹的一生的所作所为，本身就为启立下了为人处世的规矩。禹的孜孜国事，禹的面对“洪水滔天”“过家门不敢入”的精神，禹的刻苦耐劳，“致孝于鬼神”的作为，不就是活生生的为启画出了人生的方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