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由夏王朝来开启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的：“二里头文化是青铜文化，没有问题。”[27]

为了迎接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的祖先，从发现铜矿石，到从中冶炼出含有大量杂质的铜块来，再到制作出黄铜物件来，最后通过更为复杂的冶炼过程和工艺手段锻造出青铜器皿来，其间足足奋斗了两三千年。

在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屋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半圆形的残铜片，含锌，且明显是经过冶炼的。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那可是比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还早一千多年。

公元前4700年，这是个多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年代数字，它比在伊朗的雅希亚发现的冶炼于公元前3800年的铜块，还早了差不多一千年。

经过一千多年的苦苦摸索，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考古学家在甘肃东乡属于马家窑文化的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的北壁下，惊喜地发现了一把青铜刀，刀的长度为12.5厘米。经树轮校正测定为公元前3100年左右，也就是跨入“五帝时代”的前夜。铜刀为锡和铜的合金制成。

以酒器为主的青铜器

当然，这只是一件个案，不能说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了。按理说，有了一，就会有二，有三。可是，发现甘肃的这一青铜制作以后，多年来再也没有发现同类的青铜器物，一直到以后的千年间都如此。甘肃人的这一发明是失传了吗？有待于探讨。

历史的长河又静静地流淌过了近千年。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石破天惊，祖国大地上的青铜器具在多地喷薄而出。这是一个让人惊喜、让人惊讶的时代，从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京津、内蒙古、山东，以及大江南北一带，都发现有年代早于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或者制造铜器的遗存。

一个时代，一个以青铜为标志的伟大时代到来了，而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是夏王朝，是二里头文化。

不少文献资料和传说故事诉说了夏代制作青铜器具的情状。禹铸九鼎的故事长期以来盛传不衰，所言“禹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就是指以九州所贡的青铜铸为九鼎，上面有九州的物象。先民认为手里有了九鼎，不管走到哪里，即使碰到妖魔鬼怪，也会逢凶化吉了。

传说，禹的儿子启也曾命人在昆吾铸鼎。昆吾是一个著名的产铜的地方。可它在哪里呢？现在一时还弄不清楚。据查，在太行山中，特别是中条山中，都是有铜矿的，今天的临潼东南山中也有铜矿。而这些地区又都在夏王朝的控制范围内。不过，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而这些地区又都没有锡可开采。锡从哪里来？从一些考古资料看，很可能是从长江流域来的。《尚书·禹贡》说到扬州时说：“贡金三品”，“其包括橘、柚、锡贡”。由此看来，三种贡品中就有一种是锡。有了扬州贡来的锡，就可在中原合铸青铜了。(www.daowen.com)

带翼铜铃（夏代，偃师二里头Ⅴ区出土，河南博物院收藏）。铜铃简单质朴，带有早期青铜器特点，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夏、商、周三代文化之所以被称为礼乐文化，因祭祀以乐、朝会以乐、歌诗以乐、宴飨以乐。音声不正则斥以为淫声，甚至上升到亡国之音的高度。

青铜的制作本身就是两地或多地协作的产物，因而，青铜时代也是物流的时代。没有物流，就难有青铜的制作。

二里头遗址出土那么多铜器，可贵之处在于它们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运送来的，而是当地铸造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制作工场在遗址的东南部，规模很大，有一万多平方米，那里发掘出了制作铜器用的陶范，铸铜用的坩埚，铸造过程中残留下来的铜渣。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铸铜工场有多少工人在那里日夜不休地劳作。如果让时间倒流，可以还原出当时的劳作场面的话，一定是很有震撼力的。

夏代青铜兵器的制作和运用，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在那个时代，战争不断，谁赢得了最先进的武器，谁就赢得了一大半的制胜权。所以《越绝书》在谈到兵器发展史时说，神农氏“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禹“以铜为兵”，春秋五伯“以铁为兵”。可见，夏王朝掌握的是最时尚最先进的武器，夏天下共主的地位之所以牢不可破，铜武器的制作和实战中的运用是很重要的原因。有专家认为，二里头这座王城之所以没有城墙，与夏掌握着比敌手更先进的武器有关——夏是青铜武器，对方是笨拙的木石武器，还用得着城墙来抵挡对方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二里头出土的各类箭头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制武器有钺、戈、刀、镞等，可以说都是进攻性的武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王朝的那种奋发进取精神。一些专家特别指出，在二里头的青铜武器中，以铜箭镞的出现为最多，也最为重要。这里有两个要件：一、箭镞是一种远程的、先发制人的武器，可以射杀敌手于百步之外，这在当时是最具杀伤力的；二、夏敢于制造那么多铜箭镞，说明其制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铜箭镞是一种高消耗品，“开弓没有回头箭”，放出去的铜箭镞就一次性地消耗掉了。把铜箭镞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证明它的制铜业已经承受得了这样大的消耗。

二里头遗址又一重大挖掘成就是青铜容器的大量出现。现在已发掘出的铜容器有爵、斝、盉、鼎等。铜容器的制作工艺相比一般铜器要复杂得多，也比陶制容器的制作难。陶制容器的原料是柔软的泥水混合物，可以用手捏成后烧制，而青铜容器制品就必需以铜水浇铸而成。因此，可以说，铜容器的大量出现是夏代真正走向并进入青铜时代的一大标志。

青铜容器比起陶容器来说，其优势是明显的。一个优势是它的坚固性。陶器虽好，但它是一种易碎品。青铜器就弥补了陶器的这一弱点。它的强势之处就是坚固、不易碎。与坚固相联系的是它的庄重性，进而演变成神圣性，因此青铜容器一问世，就立刻取代陶器成了祭祀用的神器。所以青铜容器，不管是鼎还是爵，从一开始就既是生活中的食器，又是祭祀中的神器。

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的另一大成就是它作为日常工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这些工具有：锥、凿、锛、锯、纺轮。《管子·海王》中说，当时工匠“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意思是说，工匠日常最离不开的是一把斧（斤）、一条锯、一只锥、一根凿，其实，人们为了家庭日用之便，也都需要这些常备生活用品的啊！

由此可见，我们说夏代进入了青铜时代，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青铜给夏王朝带来了强盛，青铜给夏王朝的民众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和福祉，青铜让夏代文明切切实实地上了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