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史学家维尔纳·施泰因教授穷四十年岁月，写成了《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一书。在该书的《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历法是作为拓展出人类一个新时代的重大事件被重墨书写的。因为历法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对天体的认识和掌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意味着人类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农业文明的相当程度的发展。

施泰因教授是对世界各国古代的历法进行了深入而严谨的考察的。在他的著作中，写上了“公元前4221年，相传埃及创造了历法”这一条，但是这显然是基于传闻的埃及人自己的说法，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施泰因对此的评述是“这一‘最早的历史年代’没有实际意义”，他一下子站在科学的神圣殿堂上把这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说法给否定了。

在施泰因教授看来，世界上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历法有两部：一部产生于公元前2772年。在埃及属于新石器文化层的一个骨灰瓮的盖上，发现了刻有可解释为阴阳历的符号，这一年，埃及开始实行365天为一年的历法，无闰年。过了47年，即公元前2025年，中国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伟大历法。他在《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一书中写道：

“中国人开始使用循环阴历，19年为一循环：在每一循环中，12年各为12个月，7年各为13个月（原先使用的阴历，每年为360天）。”[24]

这就告诉人们，公元前21世纪，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埃及和中国，各自带着自己创造的历法，奔走在世界文明征程的最前列。由于这两个国家的领跑，世界开始走进了历法时代。

施泰因说的“中国历法”，显然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历”。很显然，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史学家，他是对夏代的历法作了仔细的考察和研究的，不然就不可能连“19年为一循环”的运算方程都能知道。

在传说中，汉之前有所谓的先秦“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这种说法早就有学者表示怀疑，认为“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也有人以为，“古六历”或许有之，但已毁于秦火，无可查考了。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历史上确有“夏历”，而且它的影响力及于几千年后。

在中国，最热闹的是除夕夜的辞旧岁，最让人充满期待的是新一年的正月初一。这个过春节的源头就在夏代，其标志乃是“夏历”。尽管“夏历”早已佚失，但它定下的种种“规矩”却通过口口相传、通过其他一些古籍保存下来了。据《尔雅》记载，“年”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得是比较晚的，在黄帝、帝尧、帝舜时期，称“载”，一载就是一年；到了夏代，称“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岁”指的是人的年龄，把“年”说成“岁”可能与夏人重视以人为本有关吧；到了商代，又改称“祀”，因为中国是“慎终追远不忘本”的国家，商人重鬼神，认为一年一“祀”是最大的事，因此也就把年称为“祀”了；到了周代，才正式用“年”这个称谓。但是，过年也罢，度岁也罢，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按历法定下来的规矩过日子。

古代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的，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天时地利。夏代的农业较前取得长足发展，靠的就是当时有比较先进的历法。正因为如此，夏历又被称为农历。有了这部历法，农业的丰收就有希望了。夏代有许多与酒和饮酒相关的故事传说，二里头出土的物品中又有那么多酒器，这是当时农业有了相当发展的一个明证。农业的发展要求天文历法为之服务；同时，天文历法的制定，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被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夏历”的制订和推行，证明了当时夏代的农业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夏小正》被收入《大戴礼记》的书影

《夏小正传笺》书影

可惜的是，“夏历”的全貌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而没有保存下来。所幸的是它的精华保留在了现存的《大戴礼记》的《夏小正》一文中。《夏小正》的文献价值是很高的，它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著作。《夏小正》以正月为岁首，因此人们又习惯地把“夏正”指代夏历。(www.daowen.com)

《夏小正》是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的，全文总共只有四百多字。它的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的序列，分别记载每个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这些的依据主要是天象，天象中除北斗星的不同星象外，主要是月相。“月有阴晴圆缺”，人对月相的关注度是最大的。每个“月”的时间概念来自月亮的圆缺周期，即所谓月之“朔望”。“朔”是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上的人看不到月光的月相，那是每月的初一；“望”是每月的十五日，这时人们能“望”到圆盘般的满月的月相。夏历最大的依据是月相的变化，由此来计时、计日、计月，也计年。

二里头文化中的陶酒器

《夏小正》的文句十分简约，其省文的程度不下于甲骨文。大多数是两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完整的句子。其指时标志，以动物变化为主，也以星象指时，那些星象都是比较容易看得见的亮星，如参辰、织女等。

《夏小正》反映的当时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以及畜牧、渔猎。对蚕桑和养马尤为重视，对马的阉割也首次见于该文献。《夏小正》的这些记述的正确性当然还有待考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兽骨中，以牛最多，其次是猪、羊、狗、鹿的骨架，还发现有牛、猪、羊、狗、象等形状的陶塑。

二里头文化中的陶酒器

孔子非常推崇“夏法”。在回答“为邦”之道时，孔子首先提出要“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这里的“夏时”、“夏道”是什么含义呢？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夏小正》。”《史记·夏本纪》也说：“孔子行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由此可见，司马迁是读过那时留存的比较完整的《夏小正》一书的，它述说的就是“夏时”。这也表明，《夏小正》在春秋之前已成书，春秋时期的杞国（可能还不止杞国，杞国为夏之遗民所建）还在使用它，并用它来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有学者以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25]这是确实的，因为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们过的是靠天吃饭的日子，每个务农的人不知天，就吃不上饭。但是，长久下来，大家又感到，那样的“人人皆知”，由于只凭个人经验，“知”的程度是很浅显表象的。这种“人人皆知”，实际上又是“人人皆不知”，这才有了尧、舜、禹时代专门以观天象为务的“官员”的设置。经过数百年的探究，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性认知，那就是所谓的“夏时”。《今本竹书纪年》载：“夏禹颁夏时于邦国。”

《夏小正》虽然还没有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的明显概念，但记载的生产事项，包括农耕、渔猎、采集、蚕桑、畜牧等，都是按物候、气象、星象来指时的。它记载上古先民所观察体验到的天象、气象、物象，形象地反映出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朴素认识，可以说是华夏民族数千年天文学史的初始阶段，《夏小正》正是人们上千年观象授时经验的结集。

有关夏代的文献与考古，经碳14测定，夏文化年代即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正同《夏小正》星象的大部分记事从天文学测算所得的年代相吻合。在二十八星宿尚未认识完备之前，先民观察星象并不全是取南天昏中星等为依据，而是以明亮大星的中、流、伏、内移动态势为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在《夏小正》中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历法知识，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很早有了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天文学和历法早就很发达。李学勤先生的《〈夏小正〉新证》对此作了分析考证，将《夏小正》的某些经文，与卜辞、金文及《尚书》等文献相对照，证明《夏小正》确实有古老的渊源，它的成书当在夏商之时，甚至更前，而绝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在战国时期。[26]

夏历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识天象、明农时、勤耕作、实民生的全新的历史时期，夏历所创导的以正月为岁首、以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年、以十二月或十三月（闰年时）为一年、以三年一闰、五年二闰、十九年七闰为规范的历算，一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文明走向，所起的作用是怎么估价都不为过的，对世界文明史也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