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禹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启又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整饬建立了夏以后，中国历史实现了巨大的转型，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摆脱了原始公有制社会而创建起私有制的新时代，这是个开创出王朝传子制度的新时代，这是个孕育王者权威的新时代。

开创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重任会落到大禹和他的子孙们的头上，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大禹家族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工具

天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遍及天下九州的大洪灾（科学证明，这是历时数百年的全球性大洪灾）对禹这样的大英雄来说，既是大考验，又是大机遇。要在平时，一个诸侯（部族首领）在天下要树立起权威来实在不易，可在这非常时期，只要谁有能耐把洪水给治平了，谁就是民众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治水成功后的大禹威望节节高升，就是个明证。在短短数年间，大禹一下成了刑法政令的象征，“不如言，刑从之”（《史记·夏本纪》），谁不听大禹的话，刑法就处置谁。这个机会是上天给他的。

石镰（二里头出土）

石刀（二里头出土）

陶器上农作物图像（二里头出土）(www.daowen.com)

地利。夏部族长期居处“天下”的中心地带，这不只指地域，也指经济和文化。夏部族长期生活的地区大致上是：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和山东省的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地区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地区及其周围的伊水洛水流域。这一地区的土地肥沃，易于耕种各种粮食作物。而且，大禹治水的重点又在那里，禹在自己的家乡“尽力乎沟洫”，是花足了大力气的，使那里的大片“湿地”变成了“桑田”。治理了伊洛平原地区后，然后才是黄河流域其他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治理。

人和。大禹传子之时，老一辈的“天下共主”帝舜已经故去，与禹政见上并不一致的强力人士皋陶也很快亡故（有学者怀疑是非正常死亡），集聚在禹及其子周围的是庞大的禹一脉相承传下来的姒姓家族。在这庞大家族中即使有像有扈氏这样的叛逆，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根本性条件，使以“中夏”命名的中原地带的经济文化走在了“天下”的前面，为创建一个崭新的时代准备了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必要条件。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的大米粒和粟粒，另外，采集到一口陶尊，在其腹部刻画着一穗有六个带芒稻粒和两层稻叶的水稻图像。这证明了，中夏地区正在创造着新文明的夏人，他们的眼界是那样的开阔，他们比其他地区早上千年就打破了“北粟南稻”的格局，在自己的土地上既种起了粟，又种起了稻。经济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夏人将北方经济（代表作物是粟）和南方经济（代表作物是稻）融会于“中夏”，这本身就是其成为称职的“天下共主”的必要条件。

夏比起五帝时代来，不论是官僚系统，还是贡赋制度，以及丧葬礼仪，都完全是一种新体制、新格局。比如说“夏五十而贡”，孟子说实际上就是“什一而税”，这在生产力已经达到产出有剩余的情况下，是有很大的刺激性的。过去是公有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可以十份中上交一份，九份归自己，谁不想把事情干得更好些，自己也可多得些呢？可见，新生的夏王朝创建起来的种种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前进的巨大驱动力。

还有一点过去是被人们忽视了的，那就是当时人们目力所及的“天下”范围内的统一。李学勤先生说得好：“有些人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这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夏、商、西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秦不过是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并峙分立之后，完成了再统一而已。长期的统一，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相当普遍的共通性，由中原以至边远，在很大程度上道一风同。”[23]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格局，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大事变。当时遍及全国的大水灾本身当然是一件坏事，禹的带领各地民众治平洪水、划定九州，又使坏事变成了促成全国统一的好事。人们至少产生了这样一个观念：“天下”民众不管是居于中原还是边地，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认知是在治水过程以及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天下各文化区的形成，九州向中央的进贡，中央对地方管理人员的委派，九州之间经济、思想、文化方面交往的频繁，都说明了，就在当时，类似邦联式的一统局面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大事变。

新制度、新规范、新格局的力量是伟大的，它为社会的新文明准备了必要的、良好的条件。夏代能快步迈入历法时代、青铜时代、玉石时代，没有新制度的巨大驱动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