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大事件。它宣告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也昭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原始公社制社会终结了，它渐行渐远，成为了留存在子孙后代心目中的一抹历史记忆。

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十分显见——分出贫富来，分出尊卑来，分出强弱来，分出上下来。这样，贫富分化被肯定了下来，私有制度被肯定了下来，尊卑上下被肯定了下来，传子制度被肯定了下来，王朝世系被肯定了下来。过去，包括五帝时代相对混沌和迷惘的家族体系和王族体系，到夏王朝建立时，也就突然地相对清晰起来。夏王朝就是私有制度下王朝体系的第一个产儿。

夏的王朝体系是怎样的？由于年代久远，更主要的是当时还没有文字，因此显得有点模糊，也不可能找到当时人的记录，唯一的希望是后人相对可靠的回眸性笔录了。

我国历来有编写世谱的传统，但存留下来的却十分罕见。在晋代，在河南汲县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后来命名为《竹书纪年》的一组竹简，竹简上录有上自黄帝开始的世谱，其中当然也涉及夏王朝的世谱，据考证其中古代部分可能是战国中叶时人所著。可惜这部竹书纪年后来失传了，其中一些内容散佚到后人的其他著作中去了。在《太平御览》一书中，就引有《竹书纪年》的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语：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虽然语焉不详，但它应该说还是留存下来的最为珍贵的夏王朝的世谱资料。一是它相对出处较早，如果真是出于战国时人之口的话，还可以算是去夏未远，它的准确性也相对要大些。二是这一典籍资料写得比较具体，“十七世”、“有王与无王”、“四百七十一年”，都是具体而微的说法，要伪造也是很难的。

在一些资料中，也有人试图讲清“自禹至桀十七世”的状况，在《竹书纪年》中还提供了残缺不全的夏王在位年数，如禹四十五年，启三十九年，芒五十八年，不降五十九年等，但这些说法都难以求证，只能留存待考了。

“读万卷书”的司马迁是一定读到了我们现在不能读到的书。经过他的梳理，夏王朝的世系大致上浮出了水面。在《史记·夏本纪》中，他把十七世的脉络理出来了：一世是大禹。二世是“禹之子启”。三世是太康，“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四世是中康，“太康崩，弟中康立”。五世是帝相，“中康崩，子帝相立”。六世是少康，“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七世是予，“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八世是槐，“帝予崩，子帝槐立”。九世是芒，“帝槐崩，子帝芒立”。十世是泄，“帝芒崩，子帝泄立”。十一世是不降，“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十二世是扃，“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十三世是廑，“帝扃崩，子帝廑立”。十四世是孔甲，“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十五世是皋，“孔甲崩，子帝皋立”。十六世是发，“帝皋崩，子帝发立”。十七世是履癸，“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www.daowen.com)

对夏史的研究，司马迁功不可没。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证实了“自禹至桀十七世”。之后，对其认定的那十七世以及十七世的序列，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可以说两千年来的夏史研究基本上是在司马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

二是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在写十七世人物时，一褒一贬，颇见功力。颂扬夏启的立国，批评太康的失国，针砭孔甲的“德衰”，斥责夏桀的“武伤百姓”，这些都为后世所接受，大致上定下了对夏史人物的评判基调。

三是证实了夏代实行的已是完全意义上的传子制度。十七世，其中十四世是父子相继的，只有两世是兄终弟及的——十四世孔甲的情况略有特殊，从兄长不降手里接过帝位的扃，传子廑，廑死后又将帝位传给不降的儿子孔甲——而兄终弟及的本质仍然是传子制度，在往后历朝历代的传承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20世纪末，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断代工程的预期目标，要求定下基本的年代框架。“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碳14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15]

“断代工程”专家组首先确定武王克商年，即周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然后参照和综合有关商积年的几种说法，再参照碳14测年数据，向前推出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这也应是夏亡之年，参考文献所见夏积年，向前推四百七十一年，则夏始年应为公元前2070年。从考古学角度看，基本上落实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阶段，和二里头文化存在的年代也十分吻合。这样推算，又比司马迁《史记》对夏史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夏商周三代文化才真正连成了一片。有了夏文化的年代立足点，比它更古远的五帝时代的纪年也不再那么虚无飘渺了。

由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会使人想到整个三代史。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型期，真正的转型成功一直要到秦帝国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商积年五百五十五年，周（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积年八百二十五年，三代积年凡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接近两千年，与秦以后的整部中华文明史差不多长。一个伟大时代的降生，其艰难困苦、其曲折迷离、其反复征战，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而我们对这段转型期的历史研究，恰恰至今还相当肤浅。

转型期的第一个王朝，由于经验的不足和保守势力的强大，往往是短命的。而夏王朝不一样，它不仅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还持续了四百七十一年，成为尔后数十个王朝中除商、周外，最长寿的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经验也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