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子制度其实到了尧、舜时期，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只是由于某些条件的不具备和不够成熟而没有转为活生生的现实。这里所说的条件主要指两项：一是指所传之“子”是优秀的，能够担当起带领天下大众迅猛前行重任的。只要所传之“子”是优秀的，广大民众就不会去纠结是“禅让”还是“传子”的问题。二是在从“禅让”到“传子”的过渡过程中，要有适当的、恰到好处的铺垫，使大家不感到突兀，使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士都能接受这种转变。

第一个条件，在帝尧和帝舜时都不具备，他们两位都没有抚养出一个好儿子。“丹朱傲”，他有几条致命的缺点：态度傲慢，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是个小霸王式的人物；喜好游弋戏谑，甚至在没有水的陆地上行舟，那简直是胡闹；结交了一帮小流氓，成天在一起干那些淫乱不经的事。把天下交给这样一个帝子，谁都不会放心。史书上说，“舜子商均亦不肖”。当年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大女叫娥皇，无子。次女叫女英，生商均。舜膝下就这样一个儿子，把他娇惯坏了，成了个长不大的不肖子。在这种境况下，传子制度当然实施不了。尧、舜二帝都是明白人，因此主动“用绝其世”，即打消了世代相继的念头。

禹之子却是个不一样的人物。《史记·夏本纪》写道：“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意思是说，大禹的儿子启是个有贤德的年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至于“贤”在何处，天下人如何的“属意”于他，则语焉不详。不过，我们通过对一些零星资料的勾勒和剖析，对夏启其人还是可略知一二的。

夏启自小接受了一种艰苦奋斗、自主独立的生活。“禹曰：‘娶于涂山，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禹三十而娶，有了孩子，他当然是高兴的，但为了治水大业，他必须过门不入，留母子俩在涂山老家艰难地生活。但是，这样的环境客观上使启从小受到了艰难困苦的磨炼。他的母亲也一定会告诉他，当父亲的为何不能见他而只能匆匆离去，这又是一种多么实在的公而忘私的家教啊！禹说的“予弗子”，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没有娇生惯养这个孩子”，这是十分重要的早期教育。

“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孟子·万章上》）可以相信，孟子的这段话不会是空穴来风，“能敬承继禹之道”应是实实在在的。所谓“禹之道”，《史记》上是写得很具体细致的，那就是劳身焦思、过家门不敢入之道；薄衣食，致孝于鬼神之道；卑宫室，致费于沟壑之道；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之道；予众庶难得之食、调有余补不足之道。可以想见，禹通过禅让取得帝位后的漫长岁月中，启一直是禹的助手和“禹之道”的切实推行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中有启的一分功劳。不然，禹崩后老百姓怎么会坚定地“去益而朝启”呢？

传子制度能如期到来的第二个条件是要有相应的铺垫，要让民众接受这样一个新事物。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有一段不太被史家引用的文字：(www.daowen.com)

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其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这段话大概许多史家以为会影响大禹的形象而不予采用，其实它应该是真实的。这段话的宗旨是：顺应潮流实现家天下，这是大禹的心愿。但是，为了应付“禅让”的传统习惯，大禹耍了个政治手腕：

一面推荐长期当他主要助手的益为继承人，一面又委派启以及启身边的人去当有实权、干实务的“吏”，以架空益。老百姓看到的是干实事的启和启手下的吏。禹晚年的时候，表面上仍冠冕堂皇地宣布禅让帝位给益，同时又让羽翼已丰的儿子启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这段话的真实性在一些文献中得到了部分的证实。《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曰：“益干启位，启杀之。”可见，当时启的势力在禹若明若暗的助力下，已大大超过其他人。而“启杀益”，说明传子制即世袭制的确立最后还是要靠武力解决问题。摩尔根曾说过这样的话：“世袭制的最初出现最可能是由于暴力才建立起来的，而不大可能是由于人民的心甘情愿。”[14]这样做，大禹不是成了耍政治阴谋的人了吗？不，这应当说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政治智慧与政治阴谋之间有时只隔着一张纸，就看你的作为是否符合历史潮流。“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孟子·万章上》）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指的是历史潮流。禹推行传子制度，在当时显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大禹那样做，既减少了社会生活中的摩擦和抵抗，又成全了传子制度的实施，由此，传子制度也随着启的站到历史前台，而成为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