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有所涉及，而尤以荀子的说法最为精到。他在《荀子·王制》中讲了人类社会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礼义。那么，由谁来组织“合群”呢？由谁来安排“分工”呢？又由谁来倡导“礼义”呢？对这些，荀子都想到了，他认为这些必须由通过民主选举制度推出的既能“善群”又会“使下”的贤能君王来做。

问题是，这些能“善群”、会“使下”的贤能君主，到了一定年龄要衰老，要死亡，需要新一代的君主去接替权力。怎样顺利地实现新老君主之间的权力转移和接替？办法有了，那就是实行“禅让”制度。

何为“禅让”？“禅让”这个词由“禅”与“让”二字组合而成。《史记索隐》称：“禅者，传也。”“禅”道出了“禅让”制度的主旨，就是要实现统治权的自然传承。“让”，是讲统治权传承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表面上看，“让”有“谦让、推辞”的意思，也就是“推贤尚善曰让”（《书·尧典》孔颖达疏）。通过礼让，最后要推举出会“使下”、能“善群”的贤人善人来接任君主之位。

在《孟子·万章上》中，孟子与他的学生万章之间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讨论“禅让”的文字。学生万章问老师：“当年尧垂老时，把天下送给了舜，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天子不可能把天下轻易送给哪个人。”万章又问：“如果真像老师说的不是尧送的，那么，舜得到的天下，是谁给的呢？”孟子回答：“是上天给的。”万章又一次追问：“上天凭什么把政权给舜而不给别人呢？”孟子说：“上天就是凭舜的优秀品德和行事能力来决定这样做的。”最后，孟子得出了禅让是“天受（授）之”和“民受（授）之”兼而有之的结论。

综合相关典籍，可以知道“禅让”制的实施过程大致上是这样的：先是在日常生活中涌现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他们“以行与事示之”，也就是说他们的德行和办事能力，使其成为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优秀人物，引发了人们的崇敬和钦佩。老一代的君主（首领）利用“巡行”天下的机会对这些优秀人物进行考察和筛选。到了一定时候，君主召开“四岳”会议，或由君主提议，或由“四岳”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决议出“禅让”的人选来，这就是所谓的“天受之”。名单提出后，还得征得本人的同意，在当时，因为当首领没有什么好处可得，而对当选人的要求又十分的严格，责任特别的重大，因此“让”而不任的人一定是有的，传说中的许由就是这样的人。没有谦让，“禅让”的那个“让”字就无处着落。庄子写了那么长的一篇《让王》，多多少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现实。如果“让”的结果人们还是要他担当，那一般人也会认同，原先的君主也会委以重任，让他去办大事办实事，以得到民众的认同，这就是“民受之”。最后水到渠成，老的君主去世后，他就当起了新的君主，就这样，一次“禅让”算是完成了。一定也会有那样一种情况，原先大家都看好他，但试用一段时间后，大家感到不适合，他自己也感到勉为其难，那就另请高明，他也会高高兴兴地“卸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尧帝画像

要有上头“天”的认同，要有下头“民”的赞许，还要当事人的自觉自愿，还要经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察，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原始社会流行的民主选举任职制度。“禅让”的要点是通过“让”把权力的接力棒传授到那些愿意为众人服务的大贤人的手中，因此，“禅让”制又被人们称之为“禅贤”制。《史记集解》有言：“五帝官天下，老则禅贤，至启始传父爵。”到夏启时才彻底把这种禅让制取消了。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好像“禅让”制是五帝时代实行的一种君主传贤制度，其实，它应该更古老一些。宋代苏辙说：“自古帝王有禅让之礼。”（《龙川别志》）所言甚是。这里说的“自古”指的是五帝之前的漫长岁月，包括传说中的所谓“有巢氏时代”、“燧人氏时代”、“伏羲氏时代”、“神农氏时代”，而且可以相信，在这些时代，由于贫富分化还没有出现，氏族和部落的首领更纯粹的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因此，“禅让”推行的客观条件就更完备。

到得五帝时代，尤其是到了尧禅舜、舜禅禹的时代，实现“禅让”制的土壤和根基已经松动。尧禅舜，舜禅禹，应当说是“非典型”的。纯粹意义上的“禅让”制只能植根于公有制的土壤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分化、没有君主的个人权威和利益，只有那样，“禅”才可能出现“让”的局面。反观尧禅舜、舜禅禹那两次“禅让”活动，并非风平浪静。

舜帝像

让我们对比两次“禅让”作一点粗略的剖析。

其实，号称“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的帝尧，很早就在考虑“禅”位给谁的问题了。在一次由多人参加的会议上，尧一开场就提出了“谁可登用嗣位”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尧年岁还不高，提出这个问题多少使与会者感到突兀。而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叫放齐的人提议：“嗣子丹朱开明。”可以说，放齐提出的可是个石破天惊的新命题：既然是“禅让”，那怎么可以称帝尧的儿子为“嗣子”呢？部落联盟首领的儿子再“开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把帝位“禅”给自己的儿子的。不知是帝尧与放齐唱双簧呢，还是帝尧的确感到自己的儿子不适合，帝尧马上站出来说：“吁，顽凶，不用！”意思是这小子太顽皮太凶劣了，不能用。参与会议的不再说什么，丹朱接班的事也就不再成为议题了。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有人公然在庄严而神圣的、帝尧亲自主持的议事大堂上提出传子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事件。(www.daowen.com)

客观地说，帝尧在他的中年期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嗣位”问题，以及放齐的堂而皇之要尧帝的儿子丹朱接班，是当权者放出的一只改变君王继任制度的政治气球。但是，由于原因种种，尧的目的没有达到。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禅让”的对象落实在了“有矜在民间”的虞舜头上。有趣的是，在基本确定舜为“禅让”对象后不久，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名义是很美妙的，叫做“吾其试哉”！意思是说，我将两个女儿放在他身边，是为了测试他的品质啊！可是这样说，多少是有点儿欲盖弥彰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丹朱当不了嗣子，那么让“少有孝名”的舜当自己的女婿不是也一样吗？对此，历史学家不高兴了，说尧是在玩“女婿传位”的把戏，实际上是“曲线传子”，这样做事实上就已开始突破了“禅让”即“禅贤”的那条底线。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日后自禹开始的传子制度的一次先导，也是一次流产了的演练。

到得尧去世后，按照规定授舜以天下。可是，这时又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史记·五帝本纪》）对舜来说，这样做可以视为不乏“作秀”的成分，但是从帝舜的不得不“让辟丹朱”这一行动看，当时社会传子的呼声已相当高了，人们的“不之丹朱”、“不讴歌丹朱”不是不喜欢传子制度，而是不喜欢丹朱这个尧之不争气的浪荡子。

“舜禅禹”的过程也曲折而充斥着戏剧色彩。舜刚即帝位，就问四岳“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意思是说，有哪一个能继承和弘扬帝尧事业的人，就可以当我手下的第一大官，将来就很有可能接我的班。大家都说，禹行。这时，禹谦虚了一番，“让于契、后稷、皋陶”。这个“让”还是很正常的，体现了大禹的谦虚态度。最后还是舜一锤定音：“你就大胆地干起来吧！”言外之意是，你大禹也不要推让了，最重要的是把治水这件事办好，这个江山就是你的了。禹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很重，“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滔滔洪水给治平了。

这时出现了天下升平的大好局面。在困顿中，大家尚能齐心协力，天下太平了反倒有了钩心斗角。当时舜封的二十二个大臣“咸成厥功”，功劳都不小，最突出的有这样几个人：官为大理的皋陶，主礼的伯夷，作为工师的垂，主政山泽的益，负责百谷种植的弃，这些人实际上都成了禹的竞争对手。面对权力原先是“让”，现在是“争”，这是一大变化，也是“禅让”制已走向末路的反映。

在这关键时刻，帝舜当机立断，召开了一次由舜亲自主持的，让禹、伯夷、皋陶为代表的三股强劲势力都出席的会议。这次会议其实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充分肯定了大禹在平定天下中的功劳。“唯禹之功为大”，“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史记·夏本纪》）意思是说，宣导我的德教，以感化人民，这都是你大禹的功劳。二是借批评尧的儿子，打压了一下气焰正盛的皋陶其人，“毋若丹朱傲”（《史记·夏本纪》）显然批评的不只是丹朱其人，而是“若”丹朱的那个人，主持会议的舜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明显的了——就是要敲打一下“傲”气十足、自以为有功于天下的皋陶，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人。

由“让”而“争”，本身说明禅让制度此时已衰微到何等田地！由此可以想象，数百年洪水滔天，大家都在生死线上挣扎，能积累财富吗？显然不可能。而通过尧、舜、禹近百年接力棒式的治理，天下已出现了安定的气象，各部落的首领此时已经有条件拥有“私产”，而且数目一定不小了。想想后来的“禹贡制度”，各地还有那么多贡品上交“中央”呢！此时，天下共主一职大家当然要“争”，因为如果“争”上了，真有不少好处可得呢！由“让”而“争”，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虞舜大殿外景（山西洪洞古历山）

总而言之，正宗而纯粹的“禅让”制度应该是存在过的，而且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历史流程中，人们都是通过“禅让”这种方式推举、选择自己满意的首领的，而到了五帝时代，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站立在社会顶尖上的被称为“君”、“皇”、“帝”的这样一些既富又贵的头面人物，在他们身上虽然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长的圣人气质，但“私”念已在他们身上植根，而传子制度正是人们的“私”念发展到一定时期结下的一个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