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成为天子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定九州”。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进行全国性的地理区域划分。这个划分是有一定依据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在大禹之前，五帝也进行过地理区划，但主要是依据名山大岳划分的。我们常说“四岳”，尧舜时期还要定期举行“四岳会议”，所谓“四岳”，就是四座名山及其周边地区分别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地域的明确界限呢，那是不太清晰的。这次禹的划定九州就大不一样了，他亲自攀山越岭，驾舟渡河，进行实地考察，范围比四座大山那是广很多了，然后通过对“高山”和“大川”的综合考察来划定九州的四至和疆域。这是与禹的治水经验密切相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通过治水，我们的民族在进行区划时除了依据举目即见的高山，大河已经被纳入了他们的视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州与州的交界线上，还进行“随山刊木”，就是在分界线所在地区的树木上刻上特殊的记号，这相当于后世的“界碑”了。

关于禹定九州的地望，《尚书》和《史记》都说得有点儿玄乎，倒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吕不韦说得清楚明白。“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吕氏春秋·有始》）他把大禹划定的九州与战国时代的列国疆界联系起来讲解，比对起来，吕不韦的说法与《尚书》与《史记》的说法略有差异，比如把梁州和雍州归并在一起，称西方，认为那是秦地，另外又新添了一个北方的燕州。有变化，也更现实和清楚了。这样看来，禹的定九州的确是及于当时所谓的“天下”的。

禹划定九州的依据除了众所周知的自然地理因素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天下多个文化区系的基本形成。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广大领域内已经形成了文化的六大区系，那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区。苏秉琦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影响中原。”李学勤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西北文化区，合称七大文化区。[10]这些文化区大致上是与禹划分的“九州”相对应的。可以想见，通过禹对九州的划定必能更好地促进各大文化区特色的显现和交融的加速。

禹是一个办事特别认真的人，他认为“定九州”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必须亲自带领僚属去干。划定州界的工作是从冀州开始的，那是五帝中的尧舜二帝的政治中心地带，也是自己生身的那个华夏族的生存故土。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表示对尧舜二帝的尊崇，二是为了张扬以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他要通过划定冀州拿出个标本来，嗣后的区划都得按这样一种模式来办。事实上也是如此，后面其他州的划定取的都是“冀州模式”。

禹为何要花那么大的劲划定九州呢？《左传·襄公四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西晋人杜预又注曰“启开九州之道”。在此多少作了某些回答。

其一是为了明确“芒芒禹迹”。也就是要证明十三年治水的业绩。当时是，普天下的民众都在说大禹治水怎么的了得，都在说禹的功绩是谁都比不上的，可是事实呢？他要用事实来加以证明。一边巡视一边划定州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向世人证明治水业绩的过程。

应该说，记录在《尚书·禹贡》篇中的证明材料还是十分丰富、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比如在介绍兖州时说道：济水与黄河之间的一大块土地称为兖州。此时，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已经疏浚，畅通无阻，用以蓄水的“雷夏泽”已经建成，并且已经发挥作用。大洪水时期有大批的民众到丘陵高地上去避灾，现在已经扶老携幼地回到了平原上居住了。在那里，野草生长得特别的茂盛，树木的枝干特别修长。人们在宅前栽种上桑树，开始养蚕织布了。这是一幅农家乐的全景图，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治水成就的歌功颂德图。听到这样的描述，还有谁会怀疑大禹治水的成果呢？

大禹划九州，其实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禹要废止行之久远的禅让制，开创传子制度的新时代，没有崇高的威望是办不到的。

其二是为了有利“经启九道”。治水的成功不是整个事业的终结，而是新的事业的开始。可以说，禹在划定和巡视九州的过程中，也不时寻找着尚且存在的问题，以求及时加以解决。即使一时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大禹也要把问题提出来，让后人适时地加以解决。

今黄河壶口瀑布水势凶猛(www.daowen.com)

其实，好多事情都不是十三年间所能解决的。大洪水带给人们的灾难是极为重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非要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治理才能得以恢复，在这一点上，大禹表现得既自信又清醒。在讲到冀州的状况时，既指明壶口工程已经启动，梁山和岐山已经开凿，又强调这两大工程都还没有完工，需要作长期的努力。在讲到扬州和荆州的状况时，指明这两州都存在着大量的“涂泥”，也就是滩涂的低湿地。这些低湿地如果不去利用，可能成为滋生病害的基地，而如果好好利用将可以增加大量的可耕土地。在讲到冀州、青州的状况时，都提到了“厥土唯白壤”的问题。中原和山东半岛一带的土壤应该是“黄土”或“黑土”才对，怎么变成“白壤”了呢？原来这是大洪灾过后的必然现象。因为大洪灾把大量原先在海水中的盐分带到了陆地上，大洪水退去后，就在土壤的表层留下了白色的盐分。要清除已经渗入土地内部的盐分，可能比治理洪水更困难些。要大禹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现实的，但话要说回来，大禹敢于面对这个现实，就是极为了不起的。

就说“壶口工程”，当年已经启动了（“既载壶口”，见《史记·夏本纪》），但是他没有说已经完成，完成壶口工程那是千百年后子孙的事。大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以看成是对后人的深情嘱托。两千余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亲自指挥群臣去堵塞瓠子的决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也是“大禹治黄”遗嘱的一位杰出执行人吧！

三是为了有效“监治天下”。这是定九州的根本目标。黄帝时代是天下万国。黄帝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那么多的“国”存在在那里，怎么管也管不了。后来黄帝为了强化天下的一统性，“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结果也收效甚微。天高皇帝远，你怎么管也管不了他。到了尧、舜时代，好了一些，设立了“四岳”，由他们代表天子管理四方。但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经济上的联络和政治上的依托和认同，还是形同虚设。

而禹设立的九州制度就很不相同了。它把天下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步调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

九州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宣告了“九州攸同”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九州域内的所有人，不管你来自哪个氏族、部族、民族，不管你来自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你都得“攸同”于“九州”。你首先是个“九州人”，然后才是冀州人、青州人、扬州人……这个观念是禹首创的。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防风氏不把“九州”的“天下共主”当回事，该杀、该戮！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建立九州后，后来还建立了严密的州牧制度。这样就不再是天高皇帝远了。州牧就是天子的代表，你听天子的就得听州牧的。

九州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各地的气候条件不同，地理自然环境也不同，矿物资源条件也不同，这样发展经济的状况也会不同。这种不同，要受到中央政权的督察，看是不是充分利用了本州的有利因素，回避了不利因素，同时也要看与中央的整体规划有无抵触。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民生制度。禹是历来以重视“厚生”著称的，哪个州玩忽民生，他是决不答应的。禹是把“九州攸同”与“四奥既居”连起来用的。他告诉天下的各路诸侯，如果你真心赞同九州和睦相处，那你首先要让天下四方（四奥）的百姓安居乐业，有吃有穿。这就是民生。

九州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以中原为中心，认同中央的权威，这本身是一种文化。建立九州制度，加强各州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走动，这也是一种文化。文化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九州制度更是一种贡赋制度。“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贡赋制度是禹的一大发明。在他之前，贡献是献给上帝和鬼神的，祭祀时放在供桌上的那些吃的用的，就是贡献。禹是把贡献制度大大世俗化了。你不是承认天下一统吗，你不是对天下共主怀有敬畏之心吗，那好，就请你献上你的贡赋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大禹创立的贡赋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