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人。

鲧的所谓的“独特个性”表现在：他不仅有自己的独立主见，还喜欢自作主张，有时不免过分张扬、追逐功利。鲧既有可贵的创新精神，在为人处事上又显得有些张狂。鲧办事果敢，特立独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却失之简单，与人沟通不足。鲧从不唯上，也不盲从权威，而且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就少不得会得罪上上下下的人，尤其会引起最高权威者天子的不满。

个性决定命运。此乃真理。

鲧那独特的个性，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与鲧性格相近、命运相似的屈原作了这样的总结：“鲧婞直以亡身兮！”（《离骚》）“婞直”，就是倔强、刚正、直率，这就是鲧性格的本质特点。清代的大学者释“婞直”为：“很也，不听话也。”当时已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型期，作为天下共主的尧、舜二帝已有着绝对的权威，岂能容得下你这个当水官者那样的“不听话”？

像鲧这样个性的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婞直以亡身”似乎是必然的。

鲧“婞直”的个性，首先在怎样评价和对待共工上十分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鲧是颛顼族的传人，而共工曾经是颛顼的竞争对手，后来由于玩忽职守造成洪水泛滥而被革了职，最后被流放到北方去了。对共工这样的下场，站在自家族群的立场上鲧理应是拍手称快的，可是鲧这个人就是与常人不一样，他“称遂共工之过”（《国语·周语下》），“称遂”就是承袭的意思。你看，鲧不仅不去乘人之危大骂共工以图痛快，以求媚俗，相反，还承续共工的做法。在他看来，共工主持中原地区的治水几十年，卓有成效，这样的大功臣为何不可“争帝”呢？在鲧看来，既然是禅让制，就不能不让人站出来去“争”。“争帝”不是共工的罪过，而后来的洪水大泛滥也不是共工一个人酿成的错误。这些话不一定全有道理，但却是鲧的真心话。他把这话当着众人对尧帝明明白白地说了，而且是大声说的，对此尧帝当然不高兴。

鲧“婞直”的个性在面对自己职位的不公上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直白地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吕氏春秋·行论》）这话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当着尧的面说的，其意思是说，我就是不能当上天下共主的“帝”，我也该是一个仅次于“帝”的三公吧，怎么把我放在一般诸侯的行列中呢？他这样在尧帝面前大呼小叫地要权要地位，当然引起了尧的极大反感，不客气地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并且加之以一个极大的罪名：“欲以为乱。”这就让鲧的火暴性子更是按捺不住，他要尧帝说清楚：“我认为你这个当天下共主的办事不公，怎么就成了谋反作乱了呢？”尧帝气呼呼地作答：“你这也不满，那也不满，不是想谋反作乱是什么呢？”鲧一气之下离开了王城，再也不愿回到王城来了。

后来尧跟他打招呼，要他来王城谈谈，消除误解。这原本是让双方都有台阶下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婞直”的鲧一点儿也不领情，就是“召之不来，仿佯于野”。尧召他，他不来，成天在尧直接管理达不到的地方游荡，这实际上是一种示威，好像是在说：“我就不来，看你把我怎么样？”尧帝知道鲧有能力，也有治水的实绩，而且还有颛顼传承下来的氏族势力，因此，最后还是想安抚他。几次要他回王城面谈，可是，这个鲧还是不领情，就是“召之不来”，像一匹行空的天马一样毫不受束缚地独来独往。(www.daowen.com)

鲧与尧最大的冲突发生在传位给谁的问题上。一听说尧真的要把帝位通过禅让传给舜，鲧马上火冒三丈。尧帝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召他进王城面谈吗？他就是召之不来，他就是不理不睬。可是，禅让事关重大，他却不召自来了。他见到尧帝，第一句话就是：“不祥者，孰以天下而传于匹夫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鲧的口气很大，而且是先下结论，再讲事实。他认为尧的传位给舜，是不吉祥的，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不幸。为什么呢？鲧拿出的事实是：就因为舜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匹夫”。当时已处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转折期，不只贫富分化明显，贵贱分化也相当清晰。舜如果穷根究底的话，据说可以与颛顼联上点关系，但是从他往上推七代都是“微为庶人”。他的父亲是个盲人，亲生母亲早已亡故，继母是个连基本礼仪都不懂得的女人。在鲧这种从贵族家庭中走出来的人看来，如此“匹夫”能担当起天下共主的重任吗？他以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此前尧早已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让舜继承帝位不等于传位给了女婿吗？这不是对禅让制度的极大亵渎吗？鲧大声抗争，他还自以为是在保卫传统的禅让制度呢！

传说中的鲧堤遗址

鲧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尧的极大不满。这下子，尧对鲧彻底失望了。这是一次极为无趣的见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绝情的会见。史书上只写上了“尧不听”三字，可能的情况是，尧根本没有理睬鲧的责难，悻悻然地离开了现场。也有一种可能，尧早已对鲧失望了，“召之不来”，那也实在没办法，这次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于是，尧下决心当场把他抓了起来。

可是，鲧在当时是很有身份的人。一个治水大员，总不能说是与尧一语不合就被抓起来的吧？对外，尧总得有个说法。尧苦苦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了，就给他套上最简洁也是最厉害的四个字：“绩用弗成。”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鲧，治水都治了九年了，可是成绩呢？你拿不出，拿不出成绩就是渎职，就得把你抓起来，就得治你的罪。有人说这是尧帝硬生生强加在鲧头上的罪名，其实鲧治水是有功劳的，禹是在鲧的基础上再往前走，最后才取得了成功。鲧的被抓，有人称之为“功败垂成”；尧的官方说法是“绩用弗成”。你把治水这件大事搞砸了，所以要抓你。这样名正言顺，谁都反对不了。

对尧帝与鲧之间的是非，由于语焉不详，难以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在私有制社会已经呼之欲出的社会环境下，尧在利益的分配和帝位的传承上，肯定是有私心的，不过这种“私心”，与日后阶级社会的私心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区别。至于鲧的所作所为，也是很复杂的。他是个“有话就说”的直心肠人，他“婞直”，有学者认为鲧在治水上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鲧的竞选式的去“争”那个帝位或三公之位，也不能说全是他的错，如果真的让他当上了天下共主，以他的那股子冲劲，也许能创造出种种前人所不能创造出的奇迹来。他的反对尧传位给舜，除了他明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之外，可能还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起作用。而屈原说的“婞直以亡身兮”倒是很实在的，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鲧被抓起来以后，尧的处理还是相当宽大的：把他发配到东方的羽山去。东方是夷人的根据地，尧要鲧以先进的华夏族的身份去影响夷族人，提高夷族人的文化素养，“以变东夷”（《史记》）。怎样“变”？作为天下共主的尧帝当然不会希望东夷部落往落后方向“变”，毫无疑问是希望通过鲧及其部族来使他们朝更进步的方向“变”。可见，尧对鲧的能力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评价的。只不知鲧在民族融合方面是否做了些该做的事，史无明文，就不好妄断了。众所周知的是，这个早中期的治水英雄，后来是不明不白地死在羽山那里了。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