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在位时，发生了空前的大洪灾。当时，尧帝召开“四岳”会议，讨论该怎么办。一个叫讙兜的人进言说：“还是让共工干下去吧，他究竟是有经验的。”尧坚定地说：“不行，治水这件大事是决不能让他干下去了，还是试着让他去当‘工师’，办点儿具体的事，看他能不能干好。”大家一致同意了尧的意见。

否决了共工继续管理治水工程的进言后，尧又征求大家的意见，何人适合当水利大臣。这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鲧可以担当此任。理由很简单，一是鲧曾是共工的得力助手，他有经验和这方面的能力。二是这个人有干劲，把任务交给他，他会拼死把事干好。听了众人的话，尧只是摇头，说：“他有能力、有干劲，这不假，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伤，就是‘负命毁族’，这样的人一旦把权力交给他，会坏大事。”什么叫“负命毁族”呢？原来“负命”指的是违抗命令，就是不听上头的指挥。而“毁族”就是不遵守族规，好自作主张。两句话加起来，都说的是他不听话。当时原始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站，作为天下共主的“帝”还是喜欢听话的人的。

这时，参加会议的众人用了一句最彻底的话把尧说服了，那就是“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史记·夏本纪》）。意思是说，我们比较过了，在大臣中间，论治水的经验，论道德水准，没有一个比得过鲧的了。帝尧听了，觉得大家的话有道理，于是说：“那就让他试试吧！”帝尧被大家说服了。

帝尧的这一句“试试吧”，一试就是九年，这说明鲧果真不是个无能之辈。如果他真的没能耐，恐怕干上一年半载早被撤下来了。允许他一干就是九年，至少说明他担任治水之职是称职的。

那么九年间他干出了哪些业绩呢？

第一个业绩是继续用“壅防”的方法治理水患。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有用的，也是不可废止的。共工氏用壅防的方法在颛顼时代实施水患治理长达几十年之久，基本上没有大的水灾发生。在共工氏后期之所以水患频发，不是因为“壅防”不管事了，恰恰是因为疏于“壅防”。鲧是个明白人，他没有因人废事。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着以壅防治水的方略，而且效果也是好的。

第二个业绩是改进“壅防”方法，提高“壅防”水平。长期以来，投入水中的泥、石会被湍急的洪水冲走，这是个大问题。有本史书上说，“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这是个新创造。多少年来，对于“息石”“息壤”的解读有多种，而且争论不休。其实，这里的“息”就是停留的意思。怎样使扔进河里的石块、泥土不被水冲走而“息”停在那里呢？鲧发明了制作竹笼或木笼，把泥土和石块装在里面投入水中，以达到将河水分流的目的。这个方法好得很，它后来被历代的水利专家所沿用。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分洪工程，把江水分成内江和外江，用的不就是“息石、息壤以填洪水”这种方法吗？(www.daowen.com)

第三个业绩是为治水实行移民政策。有人对“息壤”作了十分符合实际的解读，说“息壤，民众栖止之地也”。所谓“栖止之地”，就是民众世代居住的宅地。中国古代一直认为，世代居住的宅地不可移动，那里有祖宗的庐墓，一移动岂不冲了风水？可是，鲧为了治水的需要，实行适度的移民，这也是必要的。当然，他这样做，必然会引来不少人的非难和抗议，阻力是会很大的。

第四个业绩是把铜器用作治水工具，大大提高了治水效率。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铜”是一种神物，因此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支配下，铜器可以制作兵器，可以制作礼器和祭器，后来也可以制作食器，因为中国是主张“民以食为天”的民族，但不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可是这个不守规矩的鲧偏偏把铜制成了治水用的工具。这本来是应该大加赞扬和肯定的作为，但在保守思想的支配下却受到了强烈的指摘，在《尚书·洪范》一书中称之为“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什么叫“汩陈其五行”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说鲧在治洪水时没有按照五行的规范办事。这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罪名。按“五行”行事是君臣行为的最起码要求，一个治水大臣带头破坏了五行规范，那还了得！怪不得“帝乃震怒”了。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多处典籍提到，“息壤”属于“帝”，极可能是鲧动用了当时青铜制作的礼器，因为竹笼木笼入水还是容易被冲坏，用上铜钉铜铆则会大大提高牢固度，对鲧来说，铜器治水不用，更待何时！于是礼器熔化成了铜钉——然而鲧忽略了，这些东西属于“帝”，你还没有经过请示汇报（“不待帝命”）！可是，治洪不等人，在大浪滔天的情况下，拯救生民刻不容缓，哪里还有时间请示汇报等批准呢！其实，鲧的思想是先进的，铜这种新发现的金属，不用在治水这样的头等大事上，是多么大的浪费啊！

第五个业绩是将治水的范围扩大到“天下”。有这样一种可能：共工时期的治水，大致上只局限于黄河流域，更确切一点说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是到鲧治水时期就不同了，史书上说他“壅防天下百川”，就是说他的治水工程已走出黄河流域，走向长江流域，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鲧的天下治水为大禹治水打下了基础。

第六个业绩是由“壅防工程”发展到“城防工程”。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城的发明是与治水有关的，或者说“壅防”启发了“城防”。鲧为了治水，不论是水中建造的堤坝，还是建造在河两边的堤岸，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牢固，要经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由此鲧会联想到经得起敌人冲击的防御工事的建造。如果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外围上坚实的、经得起敌人冲击的、足以保护自我的“堤岸”一样的工事，岂不安全得多了吗？史书上有“夏鲧作城”（《吕氏春秋·君守》）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城的“发明”不只在军事史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的。

鲧参与治水的历程特别长。在这场大洪灾中，早期的治水领袖是共工，而鲧是共工麾下的一员治水干将，两人的关系相当不错。有趣的是，一些论者认为共工与鲧是一个人，那是有其深层含义的。到共工被撤去水官之职后，鲧被推举为继任者。史书上说他主导治水九年，其实，在中华文化中，“九”既可以是一个实数，又可以是一个虚数。“九”者，久也。他长久地担任着天下水官之要职，冒着种种风险，顶住种种压力，创造出许多治水史上的奇迹，说他是中华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那是毫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