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就拿黄帝来说，他在被各方诸侯“尊为天子”以后，曾经作过一次“天下”全景式的巡游。黄帝的足迹所至，大致上是：东面到达渤海边，还登上了山东的泰山。西边到达边远的甘肃地区，在陇右登上了崆峒山，在陇西登上了鸡头山。南边到达长江流域，登上了熊山、湘山。北边到达内蒙古一带，与匈奴的一支有所接触。在釜山与诸侯会盟后，在涿鹿山下的平原地带建立了都城。虽然我们对黄帝时代的疆界还不太清楚，但从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的述说中，大致可以推知他拥有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广阔的天地。

在如此广阔的“天下”，当时是诸侯林立，俗称“万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的征战，目的并不是消灭他们，而是要他们承认黄帝的“天下共主”的地位，谁也不去“暴虐百姓”，过上“万国和”的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既然天下有“万国”，那么可想而知一般所谓的“国”，也就是拥有一定的土地、人口和用以自卫的武装力量，而当时大多数的“国”也就无非是据有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城的氏族和部落组织而已。至于《五帝本纪》中说到的蚩尤集团，那是东夷部落联盟中的一支主力军，占据的地盘也大得很。

在五帝时代的万国中，文明程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是并时而起的“百里之诸侯”先夏族、先商族、先周族。有人会不解地想，夏、商、周，不是五帝时代过去以后相继建立起来的三个王朝吗？怎么说他们在五帝时代是“并时而起”的呢？这里要作一点分析和说明。

这里要把夏族、商族、周族和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区分开来。夏族、商族、周族是三个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形成发展而来的宗族，它的历史进程相当长。比如，在夏王朝没有建立之前，夏族早已存在了，我们一般称它为先夏族；在夏王朝终结以后，它还是长期存在着，“杞人忧天”的那个杞国，就是夏的后人建立起来的。夏如此，商、周也如此。

凡是一个族种的兴起，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都有它的发展轨迹和历程。夏、商、周在后来能够建立强盛的王朝，能够在华夏大地上建国达数百年之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在建国之前，至少有数百年以至于上千年的历练。夏、商、周作为早期中华大地上最强盛的三个部族，进而发展为三个强盛的王朝，其先期发展的源头，就在五帝时代。这一点，早为我国的典籍和考古发掘所证明了。有人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述，说五帝时代虽然万国林立，但主要的还是夏、商、周这三个诸侯国在支撑局面。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色彩鲜明的一面旗帜，“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人打出的玄色旗，殷人打出的白旗，周人打出的赤红旗，映衬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三色世界。有了这三色世界，其他各国都相形见绌了。

这里集中论述先夏族。先夏族，有的说它源于黄帝族，有的说它源于颛顼族。其实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各族种之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各族之间通过交往，通过杂居，通过婚姻，交融着，渗透着，这叫“说不清，理还乱”。《国语·鲁语下》中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说得恰到好处。何谓“禘礼”？孔子时已说不太清楚了，后人更难以详解了。但是，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它是一种祭祖大礼。夏后氏既然“禘黄帝”，这就说明先夏族的确是黄帝族的后裔，同时也说明在黄帝时代，先夏一族不仅已经存在了，还颇有影响呢！

“祖颛顼”，是说“夏”这个族群是从颛顼族中分化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传统说法，叫做“五世乃迁”，就是一个大的族群经历五代，其支群就可以另立新氏或新姓了。比如孔子家族本来不姓孔，是属于宋氏家族的一支，但是，从宋姓的弗父何到孔父嘉刚巧五世了，于是经过家族长老的特许，到孔父嘉时分出了第一个“孔”姓。“夏”也可能是一样的，它原是颛顼大部族中的一支，到了某一个“五世乃迁”的机缘到来的时候，就分出了个“夏”氏族来。

事物都是由弱小向强大发展的。夏初起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弱小的，史料说它只是个“五十里小国”。有记载说，“夏人起于伊、洛之间”。如果那样，那夏族就是源于伊水洛水间的豫西了。还有一种说法，“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是春秋战国时的叫法，从地望上看，实际指的就是当年的夏。黄河和汾水之东，指的就是晋南。

崧泽文化黑陶刻纹盖罐（青浦崧泽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www.daowen.com)

此外，还有先夏族起源于“崇”的说法。《国语》中说到过“有崇伯鲧”的话，《尚书》中还说到“禹代鲧为崇伯”。“崇”即崇山，“崇伯”即据有崇山一带的诸侯。学者大多考定“崇”就是河南的嵩山，如果是那样，“崇伯”也就是“嵩伯”了。先夏族早期被封为崇伯，与先夏族起于豫西之说并不相悖。古来将“嵩洛”并提的比比皆是，夏族以水论，可言为起于洛水，以山论，可谓之起于嵩山，应该说两者是大体一致的。在“迁徙往来无常处”的五帝时代，一会儿居于洛水滨，一会儿又息于嵩山畔，那是很正常的事。

大汶口文化彩陶钵形鼎（滕县岗上村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笼统地说，我们可以讲夏是起源于豫西和晋南的一个与黄帝族有瓜葛、与颛顼族有渊源的知名的部族。但细细分来，在豫西时，夏刚从母族中脱胎出来，只是个不起眼的“五十里小国”而已。后来辗转间来到了河汾之东后，地理条件好了些，才发展为“百里之诸侯”。

这是夏在黄帝时代和颛顼时代的基本状况。

到了尧、舜时代，夏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洪水滔滔的时代。洪水对历来与水有缘的夏部落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数百年间，先夏族长年生活在伊、洛、河、汾这些巨川之滨，有与洪水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与治水高手共工氏相邻，面对洪水的治理办法比别人多。这样，先夏族的被重用就是大势所趋的事了。后来，作为夏族的首领，禹为尧臣，“官曰司空，领统州伯以巡十二部……”（《吴越春秋》），掌管工程的时候，禹应该还很年轻，尧就让他当上了大官，这是不寻常的。禹是个聪明人，他借“巡十二部”的机会，也把夏的势力和文化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崧泽文化黑陶刻纹豆（青浦崧泽出土，上海博物馆收藏）

地下发掘本身是一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到得四千五百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在文化发展上基本并驾齐驱，且交流密切。大汶口文化与上海的崧泽文化时代相当，有相当接近的钵形鼎、圆形三角形镂孔豆、四系罐、大口缸，其中钵形鼎显然来自北方的二里头文化。还有，二里头的典型器皿三足盘，在余杭与马桥同期的良渚文化中也多次出现，并在绍兴马鞍同期考古中也有发现。在禹任司空的前后，中原与江南联系多多，夏部族的文化随着大禹巡视的足迹而不断伸展开去。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的先夏族已不只是“百里之诸侯”，实际上已是“千里之诸侯”了。

到大禹治水成功，舜年老退任，通过禅让，大禹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一任“天下共主”时，夏的称王天下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