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教育规划实践表明，定性与定量的关系应该是：以定性研究指导定量研究，以定量研究充实、完善、支撑、证明定性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形成系统集成方法。

学术界对此争论的焦点是：教育规划是否要大量使用定量研究，以数据、公式、数学模型为支撑，强调理性和论证的价值，轻视直觉和判断？

有些教育规划问题只需要定性判断，例如“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有些问题则只需要定量计算，例如“五年后有多少儿童进入小学一年级就读”。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使用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同样是预测入学人数，在义务教育年限已经规定了的情况下，义务教育各年级的学生数，主要是根据新生儿数，用定量法确定。而义务教育年限之外的各级各类的学生数，则受政策的影响很大。例如，关于大学入学率，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很多学者特别是计算机和应用数学专家，使用数理统计和计算机模型方法做出了大量预测研究。应该说，仅仅从学理上来看，这些研究十分漂亮，无懈可击。但是，20世纪末，国家决定大学扩招，大学新生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以至于这些预测全部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这也告诉我们，预测不能仅仅限于定量法。教育受政治、政策的影响很大，而把握未来政策的方法主要靠定性判断。

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教育规划第一个高潮期，使用的主要是“经济—人力法”预测教育的需求与供应。“经济—人力法”主要是一种定量研究，数学色彩很浓。规划专家相当一部分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数学领域。70年代至80年代的低潮期，教育规划受到严厉批判：预测过程看起来严谨、科学，预测的结果却与实际不符。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特别是一些控制论专家，使用公式、数学模型，就人才和教育进行了大量预测，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总的来说，也基本上是不准确的。

教育规划的工作流程一般是：政治家决定制订教育规划—专家进行专题调研—形成教育规划文本。反复实践证明，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应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第二阶段正好相反。

有人把参与教育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的主体分作三类：规划决策者、规划研究者与规划评价者。“教育发展规划决策者主要是指参与教育发展规划制订的教育行政官员，他们对于教育发展规划的制订享有最终的决策权。教育发展规划的研究者主要是指参与教育发展规划制订的一些学者与专家，他们对于教育发展规划的制订享有咨询权与建议权。教育发展规划的评价者主要是指规划预设的受益群体或规划服务的人群。”[5]一般说来，决策者和评价者主要采用定性方法，研究者则定性和定量方法并重。

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指示目标、提供方向、决定范围、确定原则。没用定性研究做指导，定量研究必定会浪费人力物力，成为堆积公式和数据的数字游戏，甚至会发生方向性的政治错误。定性研究的常用路径是：回忆自己已有知识和经验→收集资料→整理加工分析材料→综合归纳→形成总的看法与初步结论。定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对政府有关经济、社会、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系统访问调查，对重点区域、行业、学校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与教育从业人员、家长甚至学生进行座谈，发放问卷调查，地图表示法及演绎推理法等。

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深化与完善，可以验证定性研究的正确性。教育规划中的定量研究主要是采用计量的方法和数学模型来完善、细化、证明、修正定性研究的结果，最终得出定量的指标，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定性判断。主要经过近20年的探索，根据它们在教育规划工作流程中一般出现的顺序，教育规划中常用的数学模型包括：结构功能分析模型、综合评价模型、预测模型、优化模型和决策模型等。其研究路径是：搜集定性信息→提出模型框架结构→分析定量信息→构造最佳模式→检验模式→得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结论。

这里还牵涉到直觉—理性的争论。一般说来，定性偏重直觉，定量偏重理性。(www.daowen.com)

在教育规划发展史上，理性和分析曾经长期占上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教育规划第一个高潮期基本是理性和分析居于支配地位，主要是定量研究。但是，70年代之后，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期，教育规划总结反思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开始强调直觉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特别是在规划区域比较大、教育结构和级别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快的情况下，直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我们说的直觉，是教育专家（包括教育行政官员）的直觉，是建立在经验和科学基础上的直觉，绝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的白日做梦、望天打卦。

专家评估法是直觉预测法的主要形式。通过组织教育领域的专家，依靠专家们的知识、经验、分析和判断能力，对于教育未来的发展动向、发展趋势、发展目标进行宏观的分析、判断和预测。这些专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对教育理论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对教育实际情况已经有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把握。人们也相信他们的品德，在预测时不会受他们个人或者小团体私利的影响。

教育规划的理想工作方式是教育专家与计算机专家、数理专家一起工作，直觉判断与数理统计和计算机模型相结合。在对宏观情况进行思考把握、对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经验判断+计算机模型的预测模式，共同做好教育发展速度、规模、结构方面的预测。这是教育规划学者努力的方向。

[1]谢敏：《制定中长期教育战略规划的三个问题》，载《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

[2]“制定”常与政策、法令、方针、路线等搭配，“制订”常与计划、规划、方案等搭配。我国过去长期使用“制定计划（规划）”，后一般使用“制订计划（规划）”，其实际意义是相同的。本书一般使用“制订”。

[3]周贝隆：《以理智求自由——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规划理论、方法的若干进展》，载《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10期。

[4]高书国：《北京教育发展战略构想》，载《教育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5]苏君阳：《知识冲突与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