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炮轰了中国东北军驻地,不到半年时间侵占了整个东北。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开始陷入空前的危机中。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袭击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3月,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吞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形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逼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29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要求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29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哲元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其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

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www.daowen.com)

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 年12 月9 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更猛烈的骤雨,就要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