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怀丹，原名裘东莞，1908年10月27日生于山东沂水县。1925年9月在山东济南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到上海闸北区团委秘书处工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回国后在上海工厂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不久获释后，党组织派她到厦门编辑党刊《福建红旗》，后因党组织被破坏而转到印尼，化名谢芳，在苏门答腊亚萨汉培善学校教书，并参与创办革命刊物《赤潮》，1933年5月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1934年初被“押解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其他8位难友一起逃脱。一个多月后，辗转到泉州与泉州特别支部党组织接上关系，化名王文英，在塘头乡、林口乡、岭兜乡等地创办小学和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和妇女解放。1936年撤到厦门，任《江声报》编辑。七七事变后，担任中共厦门妇女支部书记、“厦门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团长、《抗敌导报》编委，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碾转泉州、建瓯和江西上饶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夏，日寇沿浙赣路西侵，上饶沦陷。上饶沦陷后，谢怀丹随夫携二子从上饶撤退入闽，经崇安、建阳、建瓯、南平，历尽艰辛来到福建永安，先后在《民主报》《建设导报》社和《民意》杂志社任编辑，为各报刊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

1944年8月，经羊枣推荐，谢怀丹进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具有丰富编辑经验和善于写作的她得以发挥特长。她积极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先后发表了《一九四四年的太平洋战场》《一九四四年的欧洲战场》《旧金山会议纪要》等论著。同时，她还主动收集资料，每期编辑约一千八百字的《世界大事记》登在该刊12版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编年史料，取舍严谨，编辑独出心栽，极有参考价值。

谢怀丹同志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作者。王亚南来到研究所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后，研究人员发表的著作、征稿，每期头一个交稿的几乎全是她。她是《国际时事研究》的编辑，羊枣是主编，习惯于在家写文章，很少来所办公，一切编辑、油印和校对等工作，都落在她和李达仁同志二人身上。她家有丈夫、儿子，没有条件请保姆帮助，一大堆家务事压在她的身上，除了岗位工作，又有社会工作，但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她还担任《民主报》社论的撰写人，经常为永安《建设导报》《联合周报》写文章。

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永安大狱”事件，对抗战进步文化人士实施大逮捕。这时，处境已十分危险的谢怀丹，却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通知有关人员转移、隐蔽。当她得知“特务在研究院查问李达仁”的消息后，急忙赶到城里通知李达仁，又赶回家收拾书籍，把朋友往来的信件塞进炉子烧掉。随后又与欧化群、赵家欣、叶康参等人商量，帮助李达仁化装成回湖南的退伍老兵，逃出永安，但没有成功。(www.daowen.com)

羊枣、李达仁被捕后，《国际时事研究》已人去楼空。谢怀丹在躲躲闪闪地过了几天深居简出的生活后，又冒着风险到研究所继续上班，打听消息，跟余志宏、郑书祥交换一些情况。过了一个星期，叶康参在上班的路上也被捕了。她家的气氛更为紧张，她丈夫赵家欣要她到城郊蔡淑惠家里躲一躲，蔡曾是“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员，是谢怀丹的老战友，但她却坚持留下来，因为她与王亚南、余志宏、赵家欣等人，都做好了被敌人逮捕入狱的准备。

不到一个月，抗战就胜到了，她很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此后，随着省会回迁，1945年10月她离开永安前往福州，仍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她从1951年起连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三十余年。在省妇联工作期间，她不畏艰苦，克己奉公，平易近人，谦虚谨慎，钻研业务，工作勤奋，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为开展福建的妇女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怀丹的高尚品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