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军力上处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拼起了消耗战，红军战士虽然浴血奋战，仍然没能摆脱被动的局面，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局面。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如何牵制敌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开革命新局面，位于中央苏区东南角的永安安砂，进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视野。1934年3月，红军独立第七团奉命解放了安砂，紧接着红七军团跳出敌人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4月解放了永安县城。此时的永安及安砂已然成为红军开展军事斗争的重要战略要地和重要回旋之地。为确保红军军事斗争的顺利开展，6月下旬，红军独立第七团一营三连奉命搭建九龙溪浮桥。

九龙溪，自古以流急、滩多、谷深闻名于世。从安砂罗丰溪村至溪口有险滩急滩64个，其中尤以安砂上游的九龙十八滩最为险恶。清代文人苏文琨作《春洙见闻》曰：“谈水之险，首蜀次闽。闽水之险，则九龙十八滩最焉。”民间有“九龙十八滩，滩滩鬼门关”之说，翻舟打排、人财两空之事屡有发生。要想在最危险的九龙十八滩上搭建浮桥，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一百多米宽的河面风急浪高，一没船，二没锚，三没搭建浮桥的木料。如何搭、怎样搭？这对于留守安砂的红军独立七团一营三连连长李金盛来说是一副千斤重担。

听说红军要在九龙十八滩上搭建浮桥，获得解放的安砂群众纷纷向李金盛献计献策。据时任红七团一营三连指导员李亦山回忆：“那时，安砂这个山区小镇人多地少，船工、木排工、客栈和商店相当多”“安砂的农民、工人和小商人都非常拥护红军，他们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陈姓在安砂是一个大姓氏，陈宝亮、陈钱亮的祖上都是造船的行家，他们主动承担起打造支撑浮桥船只的任务；生性胆大的猎户陈其昌因熟悉山上树木情况，自告奋勇带领红军战士砍伐树木；街上铁匠铺的铁匠们自觉承担起固定浮桥的铁链打铸任务。安砂群众倾其所有，捐献出家中的门板、木料。安砂群众支援红军的热潮，激发了全连战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连长李金盛、指导员李亦山率领干部战士日夜奋战，侦察水位流速，选定架桥位置，挑选水性好的战士打桩，泅水至河对岸固定铁链。在军民的共同奋斗下，终于在九龙滩上架设起宽两米、长一百余米，桥面厚实的红军浮桥。

1934年7月，由红七军团改编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经过此桥，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7月20日，护送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的红九军团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率领，四千多人马，从清流经安砂通过红军桥；同年8月下旬，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走过浮桥经清流转战江西石城；8月23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在完成小陶阻击战斗后，经此桥撤离，后经宁化迂回到连城朋口、温坊，取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同月底，最后留守安砂的中央警卫营从此桥撤离安砂苏区。(www.daowen.com)

红军撤离安砂后不久，为防止敌人追击，群众便将架设浮桥的门板、木材和铁链等拆回。因分不清哪扇是哪家的，就随便抬回家，修修补补就装上了。为了纪念红军修建浮桥，安砂群众把曾用作搭建浮桥的门板亲切地称为“红军门板”。

安砂红军桥旧址

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安砂苏区人民捐献出的不仅仅是门板、木材，还有苏区儿女的血肉之躯。一百多名安砂儿女响应中革军委“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号召，参加红军、参加长征，从此“北上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