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正当方方领导开辟的岩连宁永边区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时候，中央苏区的局势却越来越危急，国民党军继续往苏区腹地推进，敌人东进纵队也乘机攻占了连城、清流，福建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部队在连南的朋口一带战事吃紧，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朱森（后叛变）在损失了一百多人后就失去了在朋口、莒溪坚持游击战的信心，不顾中革军委下达的任务和指战员的反对，急急忙忙带领司令部和明光独立营两百多人转移到岩连宁永边区根据地。

方方出于斗争大局考虑，立刻携带部队急需的食盐、布匹和粮食等物资，赶去支援慰问兄弟部队，和朱森面商，建议和鼓励他要执行军委指示，坚持连南游击战，与红九团互为犄角、相互策应。朱森不但不接受意见，也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十几天后，还派人送去一封批评信，给方方扣上“不尊重领导”“闹独立性”的帽子，说是要把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内部矛盾上。方方对原则问题是毫不让步的，他针锋相对起草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朱森的错误观点，指出把反“围剿”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人内部的矛盾上是荒唐的。

方方见朱森已没有决心和勇气回连南坚持斗争，从大局着想，他及时召开了红九团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岩连宁根据地交给朱森领导，红九团执行军委命令向南挺进。但是，朱森又害怕红九团一走，敌人向他进攻，坚持要红九团留下一个营归他指挥，还要求其余部队出击后亦必须迅速返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分兵两路的一个多月里，朱森接连向省军区状告红九团干部不团结，活动不积极，非调干部改造不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方方被撤销了红九团政委的职务，被调回省委，由谢育才接任。但由于敌人的清剿、围剿，方方一时回不了苏区，他便主动承担起地方工作，加强地方党、政、群建设。当时有人责怪上级不该将他调离红九团，方方却坦然而又严肃地劝阻大家不要这样说：“干革命哪里都一样，地方工作也很重要。我现在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各个新区统起来，拧成一股绳，组建一个新的县领导班子，以利于开展根据地工作和支援红军作战。”

1936年2月16日，《红色中华》第256期第21版(www.daowen.com)

方方被调离，对红九团来说无异于折断了“主心骨”，朱森在军事上又采取硬打硬拼的“左”的战略战术，使部队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朱森却不检讨自己，反而主张把部队全数撤回苏区。这一消息一传开来，大家全给怔住了。很明显，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已成为敌人的堡垒区，撤回苏区就等于钻进了敌人的虎口，这是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错误决策。方方一得到这个消息，就坚决反对，并致信朱森、谢育才、罗忠毅、吴胜等人，指出撤回苏区，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当前的局势不许可，且违背中革军委指示红九团向闽南推进与红八团配合行动的命令，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并要求列席会议。在会上，方方根据当时形势，陈述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提出向闽西南运动的主张，指出向闽西南运动可与独八团联系，然后转到上杭、永定、平和、大埔与红三团汇合，利用南靖、诏安、云霄一带的山形地势、群众基础、经济补给等有利条件，开展闽粤赣边区斗争。方方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参会同志的赞同。但朱森却说要考虑考虑，这样在时间上被耽搁了半个月。而这时，敌人却以三师、七师、八十师和八十三师各一个团及省保安第十、十二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策略，根据地一步一步被压缩，形势异常紧张。直到这时朱森才不得不同意方方的意见，向南发展。由于朱森独断专行的瞎指挥，部队在挺进途中又连遭敌人截击，损失严重，被困守在茫荡洋大山上。

面对山下有敌人搜索、空中有敌机侦察的严峻形势，团领导开始相互指责，吴、谢埋怨朱森瞎指挥，朱森指责吴、谢不服从命令，对部队的行动撒手不管。方方再次挺身而出，立刻找到朱森、吴胜、谢育才，非常严肃地说：“队伍是党和工农的，你们尽管有意见，但不能把队伍放在这里置之不理。如果你们不指挥的话，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对阶级负责任，我来指挥。”就这样，在方方的带领下，这支军心涣散的队伍又重新振奋起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永定金砂与张鼎丞部队会合。此后，红军游击队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人物简介：方方，原名方思琼，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人。1904年出生，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进入闽西苏区，曾任永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带领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1940年10月，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