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都城的产生是与国家的建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所谓“匠人营国”的说法，所谓“营国”，就是建造都城。早在夏、商、周三代，有数不清的农耕部落发展成诸侯国，每个诸侯国都在营建自己的都城，即“营国”。这时的天子，也有自己的都城，其建造的规模要大于诸侯国的都城，从而形成政治上的等级差别。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天子的都城才能被称为古都，而诸侯国的都城是不能被称为古都的。也就是说，只有天子之都，如商代的安阳殷墟所在地、周代的镐京、洛邑所在地，才能够被称为古都。

《春秋左氏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尔雅释地第九》）这个解释提出了一个判断都城的标志，即建造有祖先宗庙的城市才是都城。这是与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天子为天下大宗，故而在天子居住的城市里必然建造有祖先的宗庙，又被称为太庙。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权，仍然在太庙祭祀祖先。而天子的其他儿子则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诸侯国。就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而言，天子所居住的城市称为“都”，而诸侯居住的城市则应称为“邑”。

但是，每位诸侯的嫡长子作为继承者，皆会在自己居住的“邑”中建造自己的宗庙，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诸侯的其他儿子则被分封在诸侯国内的不同城镇，被分封者称为大夫。就诸侯与大夫的关系而言，诸侯所居住的城市称为“都”，而大夫居住的城市则被称为“邑”。因此，就古代的都城而言，有天子之都与诸侯之都的区别。天子与同姓诸侯之间存在着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而天子与异姓诸侯之间则不存在同宗的关系，各有各的宗庙，也就各有各的都城。

在西周初年的北京地区，既有与周天子同宗的燕国，又有与之异姓的蓟国。燕国诸侯所建造的城市，被称为燕都。而黄帝（一说尧帝）后裔居住的城市，则应该被称为蓟都。此后，燕国攻灭蓟国，蓟都也就被改为燕都。在周天子执政的时期，镐京和洛邑先后成为天子之都，晋、齐、鲁、燕等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都城。从全国政治中心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周朝的西京与东都是天下之都，而其他诸侯国的都城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当周天子已经被诸侯取代，天子之都已经失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形成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时，每个诸侯国的都城皆是各诸侯国的政治中心，造成同时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也就是出现多个都城并立的局面。

当秦朝攻灭六国，一统天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秦朝的都城咸阳也就成为全国唯一的都城。此后，汉朝建立，实行的是封国与郡县并列的制度，在全国各地，既有郡县的治所，也有诸侯国的都城。但是，这时的人们已经不把诸侯国的都城视为统治中心的都城了。汉代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有燕国及广阳国，蓟城先后成为燕王及广阳王居住的城市，这时的燕王与先秦时期的燕王虽然名称相同，特权相似，而汉代的燕都却无法与先秦时期的燕都相比了。其他汉代分封的诸侯所居住的地方，也很难再产生先秦时期诸侯国都城那样大的影响了。(www.daowen.com)

自秦汉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次出现一统局面与分裂割据局面交替出现的情况。在大一统时期，各个王朝都建有帝王之都，如汉、唐两代的长安，元明清时期的北京，皆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种全国都城的地位是没有人会提出质疑的。但是，与大一统时期共存的还有分裂割据时期，如周朝灭亡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汉朝灭亡后的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十国及辽、宋、西夏与金、宋、西夏对抗的分裂时期等。每当进入分裂割据时期，就会出现多个政权的都城并立的局面。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情况下，人们对古代都城的研究最容易产生混乱和分歧。因为有的割据政权存在的时间太短，控制的区域范围太小，几乎没有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对于这种割据政权所建立的都城应该如何加以判断，也就变成了极为棘手的问题。如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都城，又如在唐代的“安史之乱”中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建立的都城，是否有资格被认证为都城，争议颇为激烈。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都城，其中的许多都城的建造者，都没有在都城中设置祭祀祖先的宗庙，却仍然是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先秦时期所产生的分封制在秦朝以后仍然长期存在，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这以后由帝王亲自分封的众多诸侯所居住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古代都城的意义。自汉代以来的历朝帝王，在营建都城时，逐渐意识到太庙作为都城重要标志的地位，故而总结出“左祖右社”的都城模式。“祖”指太庙，“社”指社稷坛。只有帝王的都城才能有“左祖右社”的建置，而在诸侯居住的城市中，只能设有社稷坛，而不能设置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