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内容上重视生活习惯、礼仪教育、伦理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的豢养教育非常重视生活习惯以及礼仪教育。“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肆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屦絇，无缌服，听事不麻。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縪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着綦。”从童子的穿着打扮，到日常起居，再到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即使听课的规矩，也有明文规定，“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

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非常鲜明的社会，十分重视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为体现明晓儒家经典，汉朝选仕中就有举童子郎，对象是15岁以下的少年，如朝廷询问魏郡太守黄琼当地发生日食的情况，黄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述，其孙黄琬年仅7岁，在旁插话：“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钩？”琼大惊，即以此言应对。“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在中国古代，除专门的蒙训教材带有生活习惯、道德教育的内容外，到明清时期，在进行童蒙教育时，四书等被直接列为蒙训教材。

（二）教学方法上重视个别教学，身教重于言教，与家庭教育密切结合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重视个别教学，或者采用家庭教育的形式进行。原因有三，其一，虽然有些朝代会对小学入学的年龄进行规定，但实质上，入学的年龄跨度非常大，再加上古代崇尚“来学而不往教”，童子年龄小，无法拜师学习。其二，宋元以前，一些著名的学者、博学鸿儒更多关注的是青年学子的教育，导致父母自己给孩子进行开蒙教育，或私下聘请教师教学。且自汉伊始，儿童年幼，出门总会有些不便，所以凡有条件者，启蒙教育总在家庭内进行。其三，在中国古代，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许多平民子弟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负担蒙学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基于此，“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我国古代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这就要求教师、父母能“正其言，立其行”“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矣”。(www.daowen.com)

（三）教学组织上官学与私学并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蒙以养正”之说，蒙学教育主要在家庭或宗族间进行，朝廷很少介入，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到了极致。从宋代的社学开始，已经显现出国家参与蒙学教育的端倪，明代朝廷倡导的力度和程度都大大加强，社学有了较大的发展。清代朝廷的提倡和组织更是不遗余力，大量的社学和官办义学纷纷涌现，加强了朝廷对蒙学的控制，蒙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这也为之后形成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一贯制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重视蒙训教材的编写

豢养阶段的学习，教材非常重要，它提供规范的文字，按儿童的特点和知识的规律进行编排。至清朝时期，蒙学教材的规模变得非常庞大，这些蒙训教材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内容越来越丰富，从最开始较为单一的识字、识物教育，到加入礼仪、生活习惯教育的内容，再到传授伦理道德，传播经学，内容愈趋完善和复杂。其二，蒙训教材可读性、故事性、历史性越来越强，能更多地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采用相对浅显的文字，对偶的句式、有趣的故事等各种形式编排。其三，蒙学教材的编写更多地考虑课程设置的需求，并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渗透其中，特别是到清朝，蒙学也比历代更加重视科举化，其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是为科举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