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学教育的萌芽

这一时期主要是夏商周时期。蒙学教育虽然出现了一些论述儿童教育的学者，以及进行蒙学教育的机构，但是都没有形成有特点的制度和方法，蒙学教育还处于一个摸索的萌芽期。奴隶制的产生使得教育逐渐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产生了学校教育。从夏朝开始，中国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这为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进入殷商时代，文字日益成熟，学校教育日趋完善，出现了教育阶段的划分。据《礼记·明堂位》载，商朝的“学”分为“右学”与”左学”，郑玄注：“右学，大学，在西郊；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从有大学小学或左学右学之分开始，表明商代已根据不同年龄，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至周，小学进一步发展，并且不再局限于王室子弟，也开始招收从地方层层选拔上来的优秀人才，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谈及采诗的时候，曾经说釆诗“从十月尽，正月止”，并且说：“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同时对于入学年龄虽不一致，但有了一定的规定，即最低8岁，最高15岁。

（二）蒙学教育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春秋战国至汉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大量涌现，民间也开始出现了蒙学教育的机构。至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精神渗透社会，儿童的启蒙教育受到重视。汉代由于官学中缺乏初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教育多依靠私学，进行蒙童教育的机构被称为“书馆”，教师称为“书师”。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家庭教育异军突起，成为蒙学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至隋唐，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仕制度都趋于制度化，蒙学教育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蒙学教材是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学教材的主要功能是教孩子识字和一些基本礼仪规范、纲常伦理。秦朝时期，统治者出于书同文的政策，编撰了一批文字书。如李斯撰《仓颉》7章，赵高撰《爱历》6章，胡毋敬撰《博学》7章。“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仓颉篇》。”这些都是识字用书，此外还有《凡将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书中流传最广，它字数适中，文字押韵，朗朗上口，好教易记，内容囊括了姓氏、器物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比较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相当注重凸显教育性。此外，东汉末年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也为蒙学教材的推广提供了方便。(www.daowen.com)

在这一时期，出现专门进行蒙学教育的“书师”，同时很多学者专门论述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西汉杰出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贾谊，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关注胎教，并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梁朝的颜之推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而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受其母亲卢氏重视对子女早期教育的影响，而关注儿童教育。

（三）蒙学教育的发展时期

北宋的活字印刷术使得蒙学教材得以普及。在学术思想方面，理学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给蒙学教育的内容奠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宋元以后，蒙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蒙学，在全国城乡，不仅有政府官办的蒙学，也有民间举办的私学。至明朝，官方介入小学设置，嘉靖年间，礼部行文全国，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每50家为1所。清朝蒙学的类型更为齐全，也更为系统化，有社学、义学、私塾。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蒙学教育的具体方法和教育内容，强调在打好儿童基础的同时，用《须知》《学则》培养儿童行为习惯，并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五类：识字教学、伦理道德、历史教学、诗歌教学、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在各类蒙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影响也最为深远。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明清时期，除沿用前人编纂的蒙学教材外（主要是宋元时期），也会根据统治的需要，改编已有的蒙学教材，同时编撰一些新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