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至清，科举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形式化，它的弊端亦进一步凸现，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开始占据上风。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与形式步入死胡同的同时，也引领着封建学校教育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导致二者的同时没落，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一）元代的科举与制度

元代选官的主要标准是门荫特权和血统，科举在元代始终未能成为入仕的主干渠道。元代统治者对科举取士的相对轻视使科举的发展极不稳定，出现时兴时废的现象，再加上科举录取名额太少，及第授官品次较低，当时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热情始终不高。而在为数不多的科举考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考试按种族分组设考，汉人所在的组考题偏难，录取率偏低；蒙古、色目人所在组的考题偏易，录取率偏高。这种“蒙汉有别”的考试方式严重亵渎了科举考试“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精神，成为科举发展史上的一个污点。

当然，科举制度在元代也得到了一定的完善和发展。元仁宗皇庆年间所拟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的具体、详细、周全，方方面面都做了认真的考虑和防范，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科举取士的办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统治者对科举取士不够重视，人们对科举热情不高，再加上元代科举对应考者没有明确的学历要求，故学校与科举关系相对疏远，但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依然相当强大，而且出现了新的特点。元仁宗时期，规定科举依《四书》设问出题，并须用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元代的各级儒学、书院、庙学甚至私学，教学内容就以《四书》等儒家经典和朱熹、“二程”等人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主。这使得科举考试在内容方面更加偏狭的同时，也导致了学校知识教学功能的相应缩小和学校教育学术生命的日渐僵化。

总之，元代实行的科举变革是科举制度由唐宋过渡到明清，不断走向完备、成熟以至僵化的一个转折点。相应地，元代也是学校教育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二）明代的科举与教育

明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科举成为当时入仕的唯一途径。明代的科举考试只有进士科一科，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规定“三年大比”制度。考试分为四个阶段：郡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这四级考试中，最关键的是各行省举行的乡试及礼部主持的会试。郡试又称为小考，是由府、州、县考选俊秀生源，确定他们参加乡试的资格。殿试一般由天子亲策于廷，分别次第，授予进士的称号，但并不黜落一人。

在考试内容上，取消了诗赋考试，将元代规定在“四书”中出题，以“朱注”为标准答案之制，扩而充之，成为永制。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于全国各地，规定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官方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如此一来，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答题标准更加严格、狭窄，读书人为了谋取一官半职，只能死记硬背宋代儒臣的注解。(www.daowen.com)

明代科举考试所定的文体，起初并不那么死，对考生答卷的字数、行文风格的要求比较宽。但后来，为了考试的标准化，开始将八股文规定为应试的唯一文体。八股文作为一种作文的熟练方法，从某种角度讲，诚如蔡元培所言：“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它既被规定为应试的唯一模式，不许任意发挥自己的见解，只能使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且内容严格规定为儒家几部经典及程朱对其的解释，则只能束缚读书人的思想。

八股既为试文固定程式，于是学校教育也以教习八股为重点，学风日渐空疏。当时学校中虽设经史科目，不过是空有其名而已，生源埋头于“程墨”“房稿”等八股范文刻本的临摹，无暇顾及其他。顾炎武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概不观。”（顾炎武：《日知录》）

如果说过去科举制度尚与学校教育并行，而明代则明显地把学校作为科举的附庸，凡欲应科举取功名者非进学校不可。明代科举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僵化，也相应引起了学校教育的空疏和学术的衰微，故学校教育在明初兴盛一段后，长期显露出衰败的态势。学校生源缺乏创造性，其性灵在研习、模仿八股范文的教育中往往丧失殆尽。

（三）清代的科举与教育

清代的科举大体因袭明制，然而其考试办法较前代更为繁杂、周密。正式科举考试仍为乡试、会试、殿试，但清代在正式科举之前又加上了一连串资格考试，统称“童试”，之后还有复试。锁院、糊名、誊录等规制不仅继续沿用，而且进一步强化，对科场舞弊案的惩治也更加严厉。

清代科举考试文体仍采用八股文，且愈发空疏，形式、命题更不合理。这是因为，八股文命题必须取之于“四书”“五经”。然经四百余年使用，可出题目大多出尽，为了避免士子抄袭成文起见，只好出一些离奇古怪的题目。面对这种考试，作为科举准备场所的各级官学，只能以应付此等文章为主，不仅经世致用之学不能顾及，就是“四书”“五经”的经义及文史知识也无暇全部弄懂。封建学校教育日益空疏、腐朽，学风颓败，无法遏止地走向解体与崩溃。

中国在西方列强武力的胁迫下打开国门之后，国人对于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和重在“弓马刀石”的武科的批评，不绝于耳。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变革科举更是大势所趋。1887年，御史陈莹奏请开设算学科，拉开了清代科举变革的序幕。此后，经过改革科举内容和递减科举中额等一系列步骤，科举制终于于1905年在中国寿终正寝。但在清政府制定的新学制中，依然可见科举制的遗存，如对各类学校毕业生奖给相应的科举出身—大学将进士、高等学校奖举人等，教学内容中儒家经典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清末，科举制之所以被废止，一方面是因为科举考试陈腐的内容和僵化的形式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不仅难以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指挥当时的官学，扼杀人的创造性，束缚人的思想，使学校教育弊端百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求变的要求非常强烈，急需兴办大批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新式学堂，而士人对科举的传统向心力客观上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致使张之洞等人认为改革科举补偏救弊已无济于事，非过正不可矫枉，因此将科举制彻底废止。科举制在与学校教育的最后一次斗争中彻底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