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顶峰时期。显而易见，隋唐时期的教育发展在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及特殊意义，从而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教育政策的产生和发展也因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应运而生。

（一）影响教育政策产生的政治因素

古往今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必然会体现及左右国家政策的出台，实际而言，制定政策是权力的一种体现，教育政策自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治国、治人理念，显然，政治制度是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保障，并贯穿始终。

在政治体制上，隋朝实行的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地方管理制度是州县两级管理；在官员管理制度上实现了一个创举，即废除了六官制（北周时期始设），确立了后来延续很久的三省六部制度。政治体制举措令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淘汰了官场上一些庸人，也给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也利于中央集权统一的加强。在官员选拔方面，隋朝开天辟地地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从而创立了“开科取士”制度，通过打破门阀大族把持人才举荐的局面，将人才选举权和决定权集中在中央的手段，从而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影响，加强中央集权，而且有利于普通民众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国家管理层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唐朝取代隋朝之后，在政权建设方面，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前朝的制度，并加以改进。唐朝初期的皇帝特别是唐太宗等，他们深知人民群众与政权建设的重要性，最经典的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为影响中国历朝执政者的千古名言。他们以隋为鉴，在承袭前朝管理制度的同时，革除了其中一些弊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例如，在官员管理制度上，唐朝继续采用前朝的“三省六部制”，并完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设置。选拔人才方面，唐朝完整地继承了隋朝兴建“科举制度”，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也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制度保障。

（二）影响教育政策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www.daowen.com)

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定，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决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自然要与当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性，并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持。隋唐时期的教育，与其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繁荣密不可分。隋朝为实行赋税制度的深度改革，在推行自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同时实行“租庸调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得以极大丰富。之后，唐朝政府也在隋朝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改革和发展势头，使社会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以前朝为鉴，居安思危，唐朝的统治者在农业方面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垦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军事方面强化了府兵制，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手工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一定的基础，社会经济得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伴随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人们开始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国家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地位的稳固，将教育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采取了重视教育作用，崇儒兴学，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制的教育政策。

（三）影响教育政策产生的文化因素

就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其他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隋唐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系中运行和发展的。

隋唐时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华夷一家”这一文教政策成为统治阶级所奉行的重要治国方略。在隋朝，统治阶级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和文化的昌盛现象。隋炀帝从“四海一家”的民族关系中引出“皆欲存养”的文化教育理念，他认为：“今四海即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生灵。”这对唐朝制定民族文化教育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在这种“中华”“夷狄”相处天下，亲如一家的思想认识下，制定了“华夷一家”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将其顺利推行，唐朝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甚至外域文化教育交流的繁荣局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