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经学教育，特别是今文经学教育，非常注重师法、家法。师法、家法体现于章句之中。最初较为简单的章句之学，由于经师的旁征博引、阐释发微而渐趋烦琐，篇幅也越来越长。章句之学与师法、家法的结合，严重阻碍了学术的交流，导致经学教育中宗派性和封闭性加强，使士人思想僵化，知识面狭窄，崇拜书本迷信权威，不利于个性和智慧的发展。浩繁的章句也成为学者沉重的负担，学生“幼童而守一经，白首而后能言”。至晋初，由于社会的动乱和儒学的衰落，思想渐趋自由，出现了儒道释争鸣、文史学突起的局面。自由、博涉的学风开始盛行。

魏晋时期，经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不再拘泥于两汉章句训话之学，改为重义理破除汉代师法、家法的门户之见，变为博采众说，自立新意。从而使“魏晋经学”的视野比以前更开阔，思想更自由，实质上使“魏晋经学”变成了儒、道、释混合的经学了。清皮锡瑞言：“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又说：“范宁《谷梁集解》，虽存《谷梁》旧说，而专主一家。”又如宋戴禺页撰《中庸传》、梁武帝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发挥儒家经学中很少讲到的性命之学，企图将儒、佛两家贯通起来。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宋理学家糅合道释教义，借《大学》《中庸》大讲儒家性命学说的开端。另一方面，“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如杜预注的《左传》、梅赜的《孔传》、范宁传的《谷梁》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辞义简约、标举大义，一反西汉时的烦琐支离与谶纬迷信化，大大促进了学术的继承和发展。(www.daowen.com)

北朝的经学基本继承了汉学传统，谨守章句训话，注意名物制度的考证，然不论南北朝，都盛行博涉的学风，以至罕有纯粹的儒门学者，官学学官也大多为博学洽闻之士。所谓博涉，就是当时的学者不满足于通晓一门学问，不肯专儒，而是力求博涉数家之学。如张讥，少年时便通儒家的《孝经》与《论语》，但又“笃好玄言”。在陈文帝时，他任国子助教，教授儒学，陈宣帝时，任东宫学士，又讲《庄》《老》，梁朝王褒作《幼训》，作为子女的童蒙教材，其中说他自己从幼时发蒙至年届知命，一直是“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当时的学生也往往学兼多门，并且可以自由择师。如颜之推出身儒学世家，家传《周礼》《左氏》，梁朝湘东王萧绎“自讲《庄》《老》”时，年方十二岁的颜之推便被收入门徒，徐遵明曾先后师从工聪、张吾贵、孙买德等人，最后成为一时之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