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及发展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及发展成果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行政思想和教育思想近乎平行发展,两不相碍,诸家学派异彩纷呈的教育思想在各国均有采纳。教育管理思想在我国古代一直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数千年里不断地被继承和修正,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成熟教育管理思想体系。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统一理念下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以及在此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成熟教育体制的形成,都是这个体系的重要根基,它们标志着我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及发展成果

(一)秦王朝统一教育管理思想的尝试

从“学在官府”到私学的兴起,官府对教育的影响有趋小之势。伴随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这种趋势至战国末期发展到顶峰。行政思想和教育思想近乎平行发展,两不相碍,诸家学派异彩纷呈的教育思想在各国均有采纳。

秦在文教工作上采取了有利于当时政治统一的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书同文,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颁挟书令”“禁游宦”和“禁私学,以吏为师”等。

“颁挟书令”“禁游宦”和“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政策是秦朝廷为了禁止当时“以古非今”的现象,以便于推行各项统一法令。秦虽实行法治,也注意到向人民进行教化工作,在每乡设置“三老”,但是始终没有设立官学,以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禁私学却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

(二)两汉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

汉武帝时,封建统治者由“无为”变“有为”,儒家思想吸收其他各家成分,取代了黄老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在宣扬他的主张时,大讲福瑞灾异,于是西汉后期谶纬之学依附今文经学大为流行。东汉时期,许多思想家对谶纬之学提出严厉批判,至东汉后期,谶纬之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谶纬这个依托于儒家学说的怪胎烟消云散,但儒学并未跟随其衰落,而且在此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文化专制也成为一个传统,为历代统治者奉行。

这种行政对文化进行干预的手段以及实行文化专制并非秦始皇所独创,只是各国所采用的学派思想不同而已。但表现在统一了的全国范围内,这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举措。它有力地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三)中国古代具有特殊地位的皇家教育思想(www.daowen.com)

秦始皇的谋臣所编造的皇帝理论,赋予皇帝无边的权力以及继承人的世袭制度对君臣的素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就使皇家教育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君主、皇室子弟以及诸侯王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汉代皇家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前198年分别任命叔孙通张良担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之职,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不仅是太子的教师,负责太子的教育事宜,也是东官官僚的长官,负有保护太子的重任。从西汉文帝到昭帝期间,先后有10人分别担任太子太傅、少傅之职,但是这个阶段最高统治者在确定太子师傅一职的人选时,过分强调对皇帝的忠诚,很少考虑其他才能,宣帝以后,太子教育逐渐步入成熟化阶段,仅凭“忠厚”一项已不能胜任太子师傅。太子师傅职务的选拔标准由“忠厚恭谨”型转变为“明经笃行”型,强调德才兼备。

秦政府把学吏制度作为设置官学的重点,颁布种种法律,提高了官学的地位,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官学成为秦时的主要办学形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教育制度,这些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学吏制度的轮廓。

汉承秦制,秦的这套办学模式到汉代得到了沿用和发展。随着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新的书写工具—帛和纸已经出现,再加上在“独尊儒术”的政策指导下,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于元朔五年(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尧矍博士弟子,从此,在我国教育史上,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的高等学府出现了。

汉代官学的学制系统和教育制度已基本完备,初具规模。官学分为五级,中央有太学一级,属大学性质,讲授儒家六经,太学教师称为“博士”,太学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教学方法:一是会集诸生作大型讲演,称“都授”;二是遣高徒代讲;三是聘请兼职教师。博士试策弟子,每年一次,称为“射策”。在地方按行政系统分学、校、庠、序四级。由郡国县邑举办均称学和校,属中学性质,专学一经,学、校的教师称“经师”。由乡和聚开办的称庠和序,属小学性质,学读写和专经前的准备,痒、序的教师称“孝经师”。只有从学、校出身的学生,才有升太学的资格。

汉代不仅官学发达,私学也很兴盛。汉代私学在一些经师大儒的倡导下蓬勃发展,往往一些经师大儒收徒达数百千人。汉代私学学生分“著录弟子”与“及门弟子”两种。“著录弟子”,即在名儒学者门下著其名,不一定临门受业,“及门弟子”是直接从师受教的,经常采用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教学方法。汉代私学就其程度来说,有相当于太学程度的,由经师大儒自立“经馆”“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专习一经或数经,与太学相辅并行有相当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学馆”“书舍”等。由于汉代官学中缺乏蒙学一类机构,故青少年儿童启蒙阶段教育主要由私学中的“书馆”来进行。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封建教育自秦代到汉代,学校制度已初步定型,产制系统已初具规模,办学模式已初步完善。它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也形成了官学和私学并存的局面,为汉以后各代提供了封建社会办学模式。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在教育上一直是呈现两条线—官学为主,私学为辅,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发展,共同为封建社会培养大批人才。可以说,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教育传统,正是在秦汉的模式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教育管理思想在我国古代一直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数千年里不断地被继承和修正,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成熟教育管理思想体系。既然称之为体系,那么必然有其稳定的根基。我们在解读这个体系时,可以发现,其根基的主体是在秦汉两代奠定的。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统一理念下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以及在此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成熟教育体制的形成,都是这个体系的重要根基,它们标志着我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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