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前轴心时代”开始，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实用和理性的精神，这和我国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亚欧大陆这片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勤劳的中国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事着简单的农业再生产，逐渐养成了“实用经验理性”。中国人缺乏如西方人一般的玄想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精神。长期的农业生产使得中国人更注重现实的经验体会，而很少追求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思辨体系。所以我们也被称之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物”的民族。这种精神，一直贯穿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始终，其在教育制度中的体现，就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如前文所说，无论是对贵族的教育，还是对“乡民”的教育，都是一种“育才”式的教育。所谓的育才，就是培养人才。但是，只有育才是不够的。在中国，学习就是为了让所学的知识有所用，确切地讲，是为了做官。这和古希腊是有区别的。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倡导的建立一门关于“存在”的学科，不是为了任何实际的用途，而是为了研究“存在”本身。可是，这门学科在中国却没有存在的土壤，所谓的“形上学”，根本还是为了道德教化和百姓日常所用，而并非纯思辨性的东西。这一点，从《王制》篇中对教育制度的论述就可以体现出来，不仅仅包括“育才”的方面，还包括“选士”的方面。

选士即是人才选拔。培养人才并不是为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选拔人才，为统治阶级所用。这对于各个王朝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然要把这个国家的才俊之士拉拢到自己的身边，为自己服务。《礼记·王制》篇说：“大司徒之官，命乡大夫论量考校此乡学之人，有秀异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乡，今移名於司徒，谓录名进在司徒，其身犹在乡学。”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是，乡大夫考校乡学的人，如果有异于常人的人才，要予以提拔，将名字在大司徒那里记录下来，以待考察。那么，文中的“秀异之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后文则说：“德行谓孝友之徒，道艺谓多才艺。”这就是说，考校的标准不外乎两样，第一是品德，第二是才艺，而品德则更多体现在一个人的孝顺和友爱与否。这个标准就是选拔人才的标准。选士制度，并非开始于隋朝科举，也并非来自汉代的察举制，而是来源于周代。而关于人才选拔的层次，《王制》中说道：“上文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者，虽升名司徒，犹给乡之徭役，以艺业未成。次云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选士者，身虽升学，亦以学未成，犹给司徒徭役。若其学业既成，免其徭役。定本云升之学，无大字，升诸司徒，则不征于乡，升之于学，则不征于司徒，皆免其徭役者，是为造成之士。”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雏形。联系前文，我们可以得出“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这样一个人才选拔过程。周代的教育制度，从育才到选士，从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方法，到培养人才的标准，都作出了规定。后来从秦朝到清朝，正是在周朝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这种制度，到汉代发展成了察举制，到了魏晋氏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发展成为“九品中正制”，最后到了隋朝形成了“科举制”。随后，“科举制”沿用了上千年，历朝历代将其不断发展，使之完善。在唐代，选士的形式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考试每年一次，制科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定立名目下诏考选。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策、道举、童子等。常科和制科，在初唐有90多科，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士科的地位逐渐提高，随后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进士科是以《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为主，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准。生源不再看重门第，只要到地方政府报名者，都可以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定在每年二月。生源门第限制的取消，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门第取士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隋唐时期的科举制改革，不仅仅是在内容上对前朝予以变革，在考试形式上也作出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科举考试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考场围墙遍插荆棘，外有巡逻军士，考生须经逐个点名，核对举状书，一旦入场便不得出入，食宿在考场内。通过以上对于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从形式上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应试的雏形。

到了宋代，中国的选士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宋太祖赵匡胤正式确立了以殿试作为制度，从而从考试形式上确立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同时，在考试法规和制度完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考试的形式也更为严格，比如试卷密封、誊录，实行“锁院”“别头试”、考官临时派遣且年年轮换等。在明代，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育才”制度和“选士”制度的统一，形成了教育、考试、做官“三步”体系。想要“居庙堂之高”，就必须先入学校进行传统的封建式教育，再参与科举考试，通过了方可为官。同时，形式上也较前朝更为严格。中央控制从乡试到殿试的全过程，限制乡试的录取名额，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清朝是封建专制社会发展的巅峰，选士制度的规定也最为详细。从学校的设置到试卷书写格式的规定、贡院布局的规格都有严格的标准，科考官员的分工比以前具体，会试、殿试的仪式、程序也比前代繁杂。并且宋明时期的三级考试最终定型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即从县到省，再到全国，最后到金銮宝殿接受皇帝的考核，成为“天子门生”，入朝为官。(www.daowen.com)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将中国社会选士制度的发展线索基本理清。周代所创立的雏形体制，堪为后世的楷模。历朝历代的官员，正是依照这个雏形体制，将选士制度逐渐完善；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也正是经过选士制度，成了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员；而中华民族，也正是在这些选拔出来的精英的影响和带领下，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