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教育制度，首先体现在对贵族的教育身上。《王制》篇说道：“周之寻常之礼于殷学之中，至九年为王子不变，其习礼当于东胶大学，然则余子十八入大学，嫡子二十入大学者，殷法也。若周法立当代大学在公宫左，大学即东胶也。又立小学于西郊，小学即有虞氏之庠。”这里的王子，指的是王的庶子。因为《礼记》中有“王大子”之说。这样，周随殷制，作为贵族的诸侯王之子，不论是嫡子还是庶子，都必须接受教育。武王克商之后，周天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分封制，贵族阶级按等级被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个等级，被称之为嫡子和王子的诸侯王的子弟，当属贵族之列。周朝在分封天下的同时，不忘给这些贵族子弟以良好的教育。虽然这么做的本意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但是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教育发展的作用，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对周代的哲学思想作出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周人从建国伊始，就体现出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崛起于西北的小邦“周”，最后打败了大国“商”，这充分说明了“天命”的无常。于是，统治权在道义上的正当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在《尚书·康诰》中，周人在解释他们何以为“天帝”所眷顾的时候常常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帮厥民。”这句话的意思是，文王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之所以被上天看重，是因为他能够“明德慎罚”，所以上天命令他去攻克殷国，接受天命赐予商朝的权利、邦土、人民。于是，这种敬德爱民的思想被延续了下来。或许在商周对阵的时期是出于安抚人心的策略考虑，在夺取政权之后也是为了自己创立的国家的延续而提出这一思想，但是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华民族从商朝的祖先崇拜，逐渐向西周的价值理性转变。当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祖先作为图腾崇拜的时候，权利合法性的问题是不会被提出来的，只有当认识到天命是可以转变的时候，才能真正从自身行为上“明德”。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性，正是从周朝开始的。那么，被“价值理性”支配的周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会加强对自己的子民，尤其是对贵族的教育。对王大子和王庶子的教育也由此而来。

一个朝代教育制度的成熟，不仅仅会体现在其对贵族的教育方面，还会体现在对民众的教育方面。周朝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贵族教育”，教育制度也并非完全为贵族而设立。《礼记》卷十三《王制》篇有言：“以远郊之内，六乡居之。若乡民近国城，及国内之人，其学在国中，或在公宫之右。或在公宫之左，故前云右乡。若乡人远国城，在近郊之外者，则学在近郊，其习礼亦乡大夫临之”。这段话告诉我们，不论远郊近郊，都必须习礼。如果乡民离国家的城池很近，或是生活在“国”内，那么就在“国”内、在王公的宫殿附近学习。如果远离国家的城池，那么也要在近郊学习，由乡大夫来管理这件事。不论你住在哪里，都要遵循“礼”，早在周朝时期，统治者就注重对民众的教化。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这一现象，而这个时代则被学者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奠定了中国哲学几千年的基础，也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有神论的影响。其实，在孔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文化就已经经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最后到礼乐文化的过程。在轴心时代，古希腊、印度、中国都存在用理性反对神话的过程。周人观念中的天，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血缘意义。前轴心时代的文化，从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到商朝祭祀祖先的祭祀文化，最后到周朝时期的礼乐文化。从《王制》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文化在周代已经发展起来。统治者不仅仅自身认识到礼的重要性，还在制度中加以说明，在制度层面作出规定，把教育作为国家的一项大事来抓，充分说明了周代对教育的重视。而“乡民”二字，更能体现出教育的广泛性。(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