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特色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形容。从远古夏禹传位于其子开始，民众对君主的选举权被逐步剥夺，逐渐形成“家天下”格局。自秦时所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特别需要掌握官员的选拔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这种由朝廷统一举行的，可以充分贯彻君主用人意图的考试任职正是控制官员选拔的有效方法。

科举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提高了知识阶层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最初的知识阶层系由巫、史、祝、卜延续而来。他们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但是，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其生存条件完全依赖于国家政权施舍。知识阶层在形成初期即依附于政治，而且依附的是专制政治。在专制统治控制下，不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专制统治力图控制和拉拢知识阶层，另一方面是知识阶层的依附和靠拢专制政治。这一切皆因科举制度而得以实现。科举制度因其公平竞争的表面原则的推行，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引到官僚集团之中，使这一阶层彻底官僚化，并使得中国官僚政治成熟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确立了知识阶层属于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

科举制度以“开科取仕”的手段，通过统一而正规的考试选拔人才，为天下文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

其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首先，它重视学识、才干，不问门第出身，考中即用，其原则是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公开且平等的竞争方式，为广大寒门学子敞开了入仕之门。克服了察举征辟制尤其是九品中正制下，因地方大族控制官员推荐所造成的任职制度中官员来源狭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不公正甚至混乱的现象。每一位士人都可以参加考试，并凭借一张出色的考卷进入官场。当官员的选拔范围由社会中的某一阶层扩大到全社会时，其广泛性来源就不容置疑了。当考试在任职制度中由辅助成分变为主体时，官员素质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国家以此获得了各种人才和稳定的吏源。(www.daowen.com)

其次，知识阶层被专制朝廷紧紧控制，封建政权有了广阔的阶级基础。在专制政治下，君主要求的“贤才”只不过是统治阶级驯服的统治工具，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政治角色和行政角色混淆为一体，既不便于形成专业化的行政系列，也不便于官员的分类管理。更不会像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初期那样把行政官员从选举产生的政治性官员中剥离出来，摆脱政党的控制，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高效运行。所以科举制度的建立，从政治意义上讲绝对不意味着政治制度的革命。

再次，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毕竟范围过于狭窄。考试方法由初期的多元化演变为后来单一的八股文，亦是一种倒退。这些弊端使得考官无法了解举子真实的道德层次与文化素质，从而违背了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使任人唯贤的选官原则落空，更重要的是该弊端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闭门读书，试想靠背诵经典起家，以偶然机遇进入官场的官员怎么能成功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处理政务时的唯唯诺诺、刻板守旧、拖延不决、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等现象亦成为必然。

尽管我们有着多年的考试录用官员的历史，其中不乏严谨、周密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之基础和氛围是中央集权，故而没有政治与行政的区分界限。科举制度解决的仅仅是官员的来源问题，选拔出来的官员并没有政治角色和行政角色之间的区分。上自一品大员，下至九品小官，除了品级的差别外，各官员既参与各级政治决策，又负责具体行政执行，政治角色和行政角色混淆。这无论对形成专业化的行政系列还是官员的管理方面都是不利的。角色的混淆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专制统治将天下的各项权力集于一身的现实。所以中国的科举制度并没有产生像公务员制度那样的政治革命，也没有以此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