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活力、最辉煌灿烂的一部分。从瑰丽奇特的远古神话到质朴凝练的诗歌经典，从汪洋恣意的楚辞到百花齐放的先秦诸子散文，从摇曳多姿的唐诗到流光溢彩的宋词，从优美生动的元曲到精彩纷呈的明清小说，此起彼伏，高潮迭起，各领风骚，连绵数千年，不断创造出反映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文学奇观。各种文学体裁的变化及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无不体现了汉语单文独义、直观达意、音节铿锵、声情并茂、言文分离的独特文学风格，都与我们美丽的语言文字分不开。尤其是唐诗、宋词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使语言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国的诗、词、曲、赋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格律诗。

（一）汉字的直观性和表意性寓意了深刻的意象性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图画的形象性特点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古代书法家的潜意识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中国传统的“六书”之“象形字”，是汉字的先行者，构成了汉字的基础。从“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再至“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种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不仅使汉字具有线条优美、书画同构的艺术性，而且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尤其是“形—义”直接联结，往往引起人们美妙而大胆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比如“枣”字，繁体是从“朿”的同体会意字，作“棗”。《说文》释“朿”为“木芒也”，即“刺”的本字。“朿”上下重合为“枣”，王筠《说文句读》说：“枣高，故重之；棘卑且丛生，故并之”。从造字结构上来看，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对称求双的美学观念。音和义的内涵则更加丰富了，“枣”在我国的文字记载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礼记》上有“枣栗饴蜜以甘之”，并用于菜肴制作，《战国策》上有“北有枣栗之利”“足食于民”。枣除了具有养生疗病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有多层文化价值。“枣”与“早”谐音，谐音联想则与妇道伦理和婚姻习俗相关。《礼记·曲礼下》中有“妇人之挚，椇榛脯，修枣栗”，即早起勤奋孝敬之义。婚床上放满红枣，联想派生出新婚夫妇早生贵子、早育子女的美好愿望。因枣“赤心而外刺”，它又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含义。《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棘”即“枣”，枣木坚实，木心红色，在中央行政机关大院种植枣树，象征三公九卿皆有如此赤心，以尽职尽责尽忠。“槐”取其谐音“怀”，有礼贤下士、聚天下贤良方正的联想。可以说，从古代采食果腹到后来种植，从古代帝王进食之品到诸侯相互问候礼品，以至到儒家“三礼”（即丧礼、葬礼、祭礼）用品、明清时期皇室供品，从字面结构到写入诗词歌赋中，枣文化便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历代传承越积越厚，变得丰富宽博，从不同层面、不同寓意、不同程度反映着人间万象。

汉字是象形文字，因字形和字义的联系非常紧密，造成了强烈的表现力和视觉效果。尤其是文学体裁诗、词、曲、赋把汉字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赋中往往大量运用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词采的富丽，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种描写确实气势充沛，波澜壮阔。对联更是讲究工整对仗，有的联中的偏旁部首全部是相同的。如“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其上下联中的偏旁分别都是“火金水土木”。“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远避迷途退还这迳返逍遥”。其上联的每一个字都用“宀”头，下联则全是“辶”旁。

汉语言文字具有表意性，由其作为载体而组成的文学作品则具有模糊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模糊性，使人们在欣赏之时，能够怀着各自的情感和想象去感受汉语言文字那美丽迷人而又神秘莫测的魅力。如唐代诗人孟郊的《秋怀》中有这样的诗句“商气洗声瘦，晚阴驱景芳”，是说萧瑟的秋风，使万物凋零，甚至把自然的声音都洗瘦了。声音可以被“洗瘦”，可谓大胆诡谲，听觉超越了局限，使人浮想联翩。“洗”字和“瘦”字模糊了原有的表达习惯，拓展了诗意，凸显了诗情，达到奇妙的审美效果。“红杏枝头春意闹”和“云破月来花弄影”，正如王国维所说“着一闹字”“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

（二）一字一音，调有四声，富有节奏感

汉字一般是单文独义，一字一音，元音占优势，没有复辅音，所以读起来清晰响亮，婉转动听。汉语声律，用字讲究声调的搭配。古人对声调就有“平声柔而长，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短而促”的形象描绘。如果把这四个声调有规律、有次序地排列组合，就能产生一种节奏鲜明，抑扬顿挫，铿锵悦耳的音乐美。“诗是最有音乐性的语言艺术”（郭小川《潭诗》）。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不可分，很早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就认为好的作品应为“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他们都强调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声韵和谐是增强诗歌语言音乐美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无论是古体的歌、行、吟，还是近体的诗、词、曲，都十分讲究押韵合辙。用韵规律主要表现在汉字的四种声调和声韵搭配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通过声、韵、调的相协复沓，形成一种声韵上的起伏跌宕、回旋往复的音乐美。如《诗经·秦风·蒹葭》全篇分三章，每章四句。除第四句是五言外，其他的都是四言。每章字句大致相同，只更换了少数词语。采用的是首句入韵和偶句押韵法，且每章一个韵脚。第一章押“ang”韵，韵脚有“苍、霜、方、长、央”；第二章押“i”韵，韵脚有“萋、晞、跻、坻”；第三章押“i”，韵脚有“已、涘、沚”。“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该诗语言质朴自然，用字浅白，重章叠句，声韵和谐，一唱三叹，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诗歌不仅注意声韵和谐，而且还讲究平仄协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正是由于“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等有规则地安排、重复和运用，使得此诗在音调上形成了一种音乐般的旋律。(www.daowen.com)

在中国的近体诗、词、散曲等诗歌体裁中，何处应平，何处该仄，何处必须对仗，何处非押韵不可，都有严格的规定。骈体文是中国文学中的极品，其艺术匠心和形式美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些两两相对的句子，无论是实词虚词、句法结构，还是词性字数、藻饰平仄都比较对称一致，读来朗朗上口，节奏明快，具有一种韵律美。韵文中的律诗是骈文的余绪和进一步升华，格律要求比较严格，在句数、句式、平仄、对偶、押韵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规定。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诗作结构严谨，对仗整齐，情感随着节奏的张弛而起伏波动，给人以激越豪壮的艺术感受。骈文这种特殊的文章体裁是文苑中的一大奇葩，但对汉语言文字的利用也达到了泛滥和畸型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形式主义的泥潭。回文诗更是游戏笔墨，玩弄文字，不过却显示了对汉语言文字性质最为纯熟的运用。宋代李禺写的《夫妻互忆回文诗》，顺读为“夫忆妻”：“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回读则是“妻忆夫”：“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回文诗名气最大的，是晋朝苏蕙创作的《璇玑图》，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三）言文分离，使中国文学经典化和日常化

白话与文言和平共处，进而使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双轨并行。在“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等方面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正因为其稳定性，所以要读懂文言文须经过适当的训练方可能够了解其中的含义。不过汉字是超时代的，古今汉字虽然在形体上有一些变化，但是自东汉以后偏旁部首就已经基本定型，只是一部分字有繁简的差异。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字材料被保存下来，今人可以直接阅读查检古代的文献，在文字上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例如两千多年前的著作《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今人稍加指点即可读懂。“五四”运动后强调“我手写我口”“能识字便能读文”的白话文渐渐地取代了文言文。但文言文滥觞于诗，而“诗”则自始至终给予文言文以滋养，使得中国文学充满东方美。文言文与传统密不可分，正因为文言文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才使得华夏传统一以贯之。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文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谓语、宾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注重音律和谐，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但毕竟年代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越来越艰涩难懂了。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把深奥难解的文言文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使我国的经典文化在互译中传承延续。

（四）以词汇手段表示语法，简洁与纷繁交织，显性与隐性并举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扩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三句九个意象没有用一个动词，斟字琢句非常精炼，但秋思羁旅之情却表现得浓厚深沉。通过非逻辑的情感表现方式，使句子成分缺失，造成句法上的空白，这种简约、充满隐喻的表达方式给读者留下了大量再创造的艺术空间，形成了丰富的语义体验。季羡林先生说古代汉语“由于没有形态变化，一句之中，字与字的关系有时难以确定，可以有多种解释，灵活圆通，模糊性强。学习和理解这种语言，不能靠语法分析，而主要靠语感，靠个人的悟性”“现代汉语虽然仍然没有形态变化，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逐渐清楚，理解的灵活变通性逐渐减少了。理解起来，靠语感的成分渐减，靠分析的成分渐增。不过现代汉语的综合性依然存在，因而模糊性依然存在，多义性依然存在。学习汉语，还得重视语感”。

汉字有着区别于世界其他各种语言的根本特点，就是汉语自身的特殊性即意合。无论是词组合成句子，还是单句组合成复句，首先考虑的因素往往是语意的配合，而不是语法形式的使用，只要几个负载着重要信息的关键词语在意义上搭配合适，就能言简意赅地达到交际目的，这几个词就可以组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意合”。通过意合易于心领神会，进行感知和理解。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使它结构独特，灵活多变，颇多隐含，着重意念，其意合性、灵活性和简约性是其他语言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