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客观地说，权威在理论上并非完全是贬义，问题在于这种权威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维持的。

弗洛姆曾经将权威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即理性权威的基础是自己的才能和成就，是建立在与他人相互信任和平等相处的关系之上的。这种权威不需要借用任何非理性的暴力或权势来恐吓胁迫他人，相反，他会乐意于别人经常的质疑和批评；与此相对，非理性权威多半是以权力慑服对方，并利用对方因恐惧产生的不安及盲从加以控制。

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作为这种权威的界定方法的确切注脚，秦始皇，这个中央集权专制的开山鼻祖，他不承认儒学存在的价值，便首创了文字狱，大搞文化专制，焚书坑儒，为其后人树立了效仿的榜样。

在其后盛行官本位制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一般都附和了位高爵显的达官贵人的好恶，这些权威人物为一定社会群体提供了信仰和价值规范的基准，民众更是必须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奉为金科玉律，从而形成一呼百应的“从众现象”。(www.daowen.com)

上有所行、下必有效，昭明太子好文，门下多骚人墨客；中世纪西方尚武，世上多骑士剑客；楚灵王爱细腰，宫女竟饿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可见，一个人一旦屈服了非理性权威，他本身就表现出道德的堕落。基于此，在专制制度下，灵魂出窍、尸位素餐、唯命是从的小人比比皆是，就不足为怪了。对于这种必然性，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也无能为力。只能苍白无力地强调“仁”“慈”，希望仁者爱人，希望“推己及人”，希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所有人用极端关怀的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极端崇高的理想。

综上所述，一言以蔽之，不道德的专制极易产生不道德的人，不论充当权威的达官贵人，还是人小言微的平民百姓，概莫能外。

非理性的权威泛滥于教育界，其弊尤甚，因为这种权威胁迫众人屈从，而“屈从”意味着自我意识的丧失、意味着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对个性的发展。一个人接受了权威人物指定的信念和“真理”，就失去了反省和推敲的能力，因而也只能听信于权威人物，而无法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良心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