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仪式性

对壮族人民而言，铜鼓是庄严的，是神圣的，是与天相通的。载歌载舞、宗教祭祀、财富地位等都少不了铜鼓的存在，它俨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铜鼓也因自身所具有的仪式性、崇高性和权威性三方面的特质，表征和建构了壮族古老的民族文化身份。

铜鼓的神圣首先体现在仪式性方面，铜鼓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乐器和礼器，本身就是一种祭祀的产物。像云南石寨山出土的“诅盟”仪式的铜贮贝器，其上的“杀人祭铜鼓”场面就形象地记载了当时古滇王国的盛大祭神仪式。在古滇人眼中，只有以活人作为祭品，才能表示虔敬，才能取悦神灵，保佑征伐的胜利及国家的安宁。所以，“诅盟”仪式中以杀死活人作为祭祀铜鼓的方式，本身就诠释了铜鼓所具有的庄严神圣性，它是关乎古滇王国命运的象征性神器。除此之外，正如前面所言，至今在广西东兰、巴马、天峨、大化等县市，在正月初一至二月初期间都会定期举行“蚂拐节”，它是祭神祈求来年丰收的节日庆典，只有持有铜鼓的村寨才能举办。正如《祈蚂拐歌》中所唱到的：“蚂拐神啊蚂拐神，打着铜鼓接你来……明年铜鼓响了你要来。”铜鼓是神圣的，从开始的“找蚂拐”到最后的“葬蚂拐”，每一环节都要敲击铜鼓。除此之外，人们也常常会击打铜鼓以伴歌舞，随着浑厚圆润的铜鼓声的响起而翩翩起舞。而舞乐何尝不是与宗教仪式祭典息息相关？对人们而言，这些有关铜鼓的仪式庆典不仅是娱人的，更是娱神的，在它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人们眼中，铜鼓是神圣庄严的，只有以最虔诚的舞姿、最动人的音乐，才能达到媚神娱神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以农耕种植为主的壮族人们而言，铜鼓更被视为粮食丰产的象征，怪不得壮族地区人们都爱将铜鼓埋入稻谷堆中，确保粮食丰产耐吃。所以，铜鼓是神圣的，是庄严的，它是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通天神器，是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民族宝物。而且，通过这样一些神圣仪式庆典的举行，壮族优秀的铜鼓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人们通过参与、融入相关的民族文化仪式庆典中，增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意识，同时也在仪式参与中去重新了解、认识、追忆并认可本部族的神圣的铜鼓文化精髓。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缺少仪式信仰的现代，人们的确需要这种具有神圣性意味的文化传统来填补精神的匮乏，正如埃伦·迪萨纳亚克所言：“仪式庆典中固有的程序化为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中体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这些艺术本身是重要的集体信仰和真理不可或缺的饱含情绪的强化刺激。在把这些当作太烦琐或太过时的东西抛弃之时，我们也就失去了艺术对生活的中心地位。”^[6]的确，艺术与仪式都是形式化的，都是人们“苦心经营”“使其特殊”“作为强化的手段”而有意为之的，它是神圣的仪式化存在。人们在此模式化的仪式程式的背后，感受到的是集体仪式的参与性、体验性、共同性和沟通性，它举行的周期性、程序性也反复沟通、凝聚、强化了人们对集体的归属感、认同感。所以，铜鼓文化所特有的仪式性是壮族神圣形象建构的一方面。

二、崇高性

笔者在此所定义的崇高性是针对铜鼓纹饰深厚的寓意而言的。铜鼓纹饰主要是指铜鼓上以雕、刻、塑三种方法制作的图案总称。^[7]我们在欣赏一面铜鼓时，不仅惊叹于古人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同时也敬佩于其纹饰的精美绝伦。铜鼓如要敲出圆润动听的声响，鼓壁须铸造得很薄，这就意味着它与中原的铜鼎等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要求。铜鼎的金属厚实有壁，铜鼓金属薄而均匀。所以，要成功铸造一面耐用结实的铜鼓，需要很严格的冶金调配技术。而在那么薄的鼓壁上还要雕、刻、塑上纹饰，更体现了这样的纹饰对古人而言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在铜鼓的纹样中，经常可以看到太阳纹、云雷纹、蛙纹、鱼纹、船纹、羽纹等，这些图案纹样，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描绘的，而是从壮族古人独具一格的思想观念而来。如蛙纹就与传统的稻作文化息息相关。在壮族先人的意识中，蛙与降雨密切联系在一起，蛙的叫声会引来降雨，从而使粮食丰产。蛙神还是沟通神界和人界的使者，具有神奇的力量。而且，铜鼓鼓面上的“累蹲蛙”雕像，还和生殖崇拜有关。蛙是多子多孙的象征，“累蹲蛙”即为雌雄抱对，象征着生命的繁衍，把壮族人们渴望后代繁衍兴旺的夙愿形象地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太阳纹可以理解为个体生命及部族命运昌盛的象征，鸟眼纹、圆圈纹和雷纹与女阴崇拜有关等。可见，铜鼓纹饰的意蕴是如此深厚，如此具有崇高性，它是壮族古人思想观念的艺术外化，是神圣力的表征。如南宁市文物院的铜鼓群雕楼，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翱翔的鹭鸟、头戴羽冠的舞人等，如此精美却又寓意深刻，使来到文物院参观或游玩的旅客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到崇高神圣的铜鼓纹饰，且通过导游小姐的详细解说，游客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壮族优秀的铜鼓文化。这不失为传播民族铜鼓文化、建构壮族神圣形象的途径之一。

三、权威性

铜鼓的神圣性还体现在权威性上。铜鼓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神圣器物，作为权力、财富和族群命运兴衰的象征，它注定是统治者、达官贵人或德高望重者才能享有的。如《广州记》所云：“有鼓者，极为豪强”，可见，铜鼓是权力的象征。而作为财富象征的铜鼓就不再是以敲击或实用的面貌而出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人们往往会掷以千金而购之，如《贵州通志》所曰：“富者不吝价争购。”像前面所举的云南石寨山出土的“诅盟”仪式的铜贮贝器，就有2面大铜鼓和16面小铜鼓，显示了奴隶主的富有权威；而且这个贮贝器本身就是当时滇人储存货币海贝的“聚宝盆”。在南丹白裤瑶地区，使用铜鼓有起鼓和收鼓的仪式，充满了神圣性。无论是起鼓还是收鼓，都必须由头人主持。且铜鼓平常也不轻易示人，也是由油锅头人代为保管与收藏。可见，铜鼓作为神圣的器物，是具有权威性的，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享有的。最后，也因为铜鼓是神圣的，具有灵力的，所以它往往也成为族群命运兴衰的标志。各民族相争，除了俘获头人，也很看重缴获的铜鼓，它往往令胜利者更加兴奋自豪。如《国榷》就有言：“鼓去则蛮运终”，可见，鼓对一个部族的重要性。其实，在现代都市空间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铜鼓的权威性。作为一个拥有自治权力的民族区域，符号化铜鼓亦是广西区域文化、权力的象征。而南宁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符号化铜鼓更是众多民族文化事项中最有权威性的表征之物。像南宁五象广场上的主象脚下踩着的铜鼓，或是青秀山里的铜鼓雕塑群，又或是区人大以及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大门设计，等等，都运用了铜鼓元素，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积极引导和宣传的成果。通过符号化铜鼓在都市空间中的反复再现，向世人宣传了广西优秀的铜鼓文化，展示了铜鼓的神圣庄严性，建构了壮民族神圣的民族形象。

铜鼓的仪式性、崇高性和权威性所指向的是神圣性，以铜鼓所表征的壮族文化形象和广西文化形象，就是神圣的壮族、神圣的广西。在当代广西区域建构壮民族形象，当然不能仅仅是为壮族这一个民族的，还应该是为广西这一生存单元的。所谓“生存单元”即为：“人要发展和生存必须要依靠有着共同习惯、共同思想的群体。利用这个群体共同来解决各种问题。这些群体从历史发展的历程来说越来越大，这种群体无论大小都可以叫作‘生存单元’。这个‘生存单元’维系的要求就是每个成员在心理上要对它忠诚，区别于‘自我’与‘他者’，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可以团结一致。”^[8]也就是说，在当下语境中建构广西区域壮民族的文化身份既要凸显壮族的主体性——“壮性”，也要在广西区域这一“生存单元”的维度内凸显“桂性”。就像霍尔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描述一样，“文化身份”是一种“变化”着的“存在”，当下壮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过去壮族自身的主体建构，而更多的是作为“广西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广西是壮族自治区，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建构“广西形象”（桂性）也就是建构“壮族形象”（壮性）了。像本章第一节所列举的广西民族博物馆、文物院；各行政机关大门口设计，如区人大、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农业厅；各广场建筑雕塑如五象广场、南湖公园；各公共设施，如南湖大桥、邕江大桥等，这些都市空间中频繁再现的符号化铜鼓形式，无非就是作为广西首府的南宁有意向世人展示优秀的广西区域民族文化，向区域内的人们宣称：“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单元’的，我们有着优秀的铜鼓文化。”同时，对区域外的人们宣称：“我们是广西人，我们有着神圣的铜鼓文化。”所以，在现代语境中，由铜鼓所建构的神圣的壮民族形象，不仅凸显了壮族的“壮性”，而且还凸显了广西的“桂性”，“壮性”与“桂性”在符号化的铜鼓中达到融合统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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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79.

[2]鲍列夫.美学［M］.乔修业，常谢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415.

[3]余永勋，等.马湖府志（明嘉靖三十四年）［M］//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3.

[4]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谢广辉，王成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63.

[5]“诅盟”是古代曾经在云南一带盛行的盟誓仪式。史书上记载过，凡有大事，滇国必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典礼，滇人在这个贮贝器上记录了一次“诅盟”场面。

[6]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M］.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

[7]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8]范秀娟，王晶晶.民族文化符号化与文化生态空间的建构——以壮锦为例［J］.梧州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