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以广西首府南宁为根据地,一年一度举行的以民歌艺术为纽带,弘扬民族文化、扩大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为主题的国际性大型节庆活动。每一届民歌节的举办,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对于南宁、广西乃至这个世界来说,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本土学者深深思考和探索的。以研究艺术和人类学见长的西方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在其《审美的人》中指出,节庆活动对于社会和人的生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她说:“仪式庆典是普遍性的,每一个人类社会之中都可以找到。它们具有某些社会意图:它们表明并公开强化一群人的价值;它们把这群人统一在共同的意图和信仰之中;它们‘解释’不可解释的现象——出生、死亡、生病、自然灾害——并且试图控制它,使它变得容易承受。从行为学观点来看,在不举行庆典仪式的社会群体中生活的人们,不如举行庆典仪式的人们生存得好。它们缺乏凝聚力与合作精神;他们会以个人化的、零散的、不集中的、最终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方式对逆境做出反应。”[8]从埃伦·迪萨纳亚克对于仪式庆典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明白几个关于仪式庆典的事实:1.每个社会都需要仪式庆典,仪式庆典具有普遍性;2.仪式庆典与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关并起着解释和控制复杂事件的功能;3.仪式庆典具有团结统一人和增强人的生存适应性的重要功能;4.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仪式庆典,这个社会将缺少凝聚力、团结精神和良好的生存适应性,当逆境到来时全社会将无法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可见,仪式庆典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更不是劳民伤财的行为,而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因此,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事项:它立足于广西多民族共有的民歌传统,以仪式、游戏、艺术三重集合体的形式,在国家力量、社会力量、民间力量的合力中,为全球化时代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南宁乃至广西重新建构了一种有仪式庆典活动的社会生活,增进了民族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凝聚力。
一、民歌节作为仪式
仪式似乎总与传统、与宗教信仰相关,而传统与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是走向衰落的。与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社会属于缺少仪式的社会;与乡村社会相比较,都市社会是缺少仪式的社会。在我们通常的观念中,仪式意味着严肃、庄重,游戏意味着轻松、好玩,艺术意味着美、高雅,三者是不同的活动。例如,一个孩子如果出席教堂举行的礼拜,他是在参与一个仪式,仪式活动是神圣、庄严的;如果一个孩子在弹钢琴,他是在进行艺术活动,他要达到或要传达的东西,是美、是高雅;如果一个孩子在荡秋千,他是在游戏,在游戏里他感到轻松和好玩。在这里,仪式、艺术和游戏是判然有别的。就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本身的定位来说,它显然是“艺术”而不是“仪式”或者“游戏”,主办者的意图是发挥本地文化的优长,通过人们对于民歌艺术的普遍兴趣,创造一个文化交流、经济互惠的平台,让人们在一种浓浓的艺术氛围中从事当代社会重要的商业贸易活动,以加强南宁、广西与区外、国外的经济联系,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本地经济的发展也为民歌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从而达到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
但是,重视研究仪式的人类学家发现,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艺术与仪式常常混融为一体,从而使艺术表现为仪式,仪式表现为艺术。艺术与仪式的叠合非常普遍地存在于节庆活动中,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很多研究者发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中,艺术一般都与庆典情境以及仪式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庆典活动和仪式,艺术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重要时空;如果没有艺术,庆典活动和仪式就没法成为庆典活动和仪式。正像一位研究喜马拉雅山地的民歌与仪式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庆典活动和仪式中民歌被大量创造出来,一些仪式性的歌曲会被反复使用,如果没有庆典活动和仪式,就没有唱民歌的场合;同样,如果庆典活动和仪式没有民歌活动,庆典活动和仪式就无法存在,因为那些庆典活动和仪式正是由民歌构成的,民歌就是庆典活动和仪式本身。[9]
关于仪式与艺术的相似性,埃伦·迪萨纳亚克通过对斯里兰卡人的葬礼和对故去亲人的纪念仪式的研究发现,仪式和艺术有种一致的功能,即仪式与艺术一样,都是某种情感的容器和塑形物。譬如,斯里兰卡人通过定期举行的仪式纪念故去的亲人,通过这种仪式上的定期哭泣来表示哀痛和宣泄哀痛,因此这种仪式就像是一种容器和塑形物,把人们失去亲人的悲痛情感容纳在一定的时空中,这种情感也以一定的方式释放出来,变成可见之物。她指出:艺术也一样,“一个舞蹈或者一个音乐创作的表演巧妙地左右着观众的反应:扩张、收缩、新奇、平静、放松。一首诗的节奏和形式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即使非时间艺术,如绘画、雕塑和建筑,也构造着观看者的反应并且为情感赋予一种形式”[10]。埃伦·迪萨纳亚克还指出:仪式的程序化为情感的抒发提供了一种有规范、可遵循的方式,也把参与者——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强化、统一到一种心境之中。“它们都为个体自我超越的情感提供了一个契机——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索说的‘洋溢’——因为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分享着模式化的情绪。”[11]“洋溢”是一种越过个体边界的,具有参与性、分享性、整体性的情绪和氛围。
作为一种仪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有一系列预先安排好的程序,有隆重的典礼表示开始和结束。每一年的开幕式晚会本身既是艺术盛会,也是盛大仪式,它的基本程序是固定的:领导简短致辞,重要人物宣布民歌节开幕;奏国歌、升国旗,奏民歌节会歌、升民歌节节旗,之后是盛大华美的文艺表演。当《大地飞歌》旋律奏响、民歌节节旗冉冉升起时,当美丽的烟花绽放在民歌节举办地的上空时,一场盛典就以此为标志宣告了它的诞生!再看整个节庆活动,它每一年都以一场非常隆重盛大的开幕式晚会“大地飞歌”正式拉开帷幕,一系列的其他活动以此为中心和标志在此之前和之后有步骤地进行。例如2004年第六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重要活动由四个板块构成:11月3日,“大地飞歌·2004”开幕式晚会;11月2日,“风情东南亚·相聚南宁”;11月4日,东南亚国际时装秀;l0月30日~11月7日,东南亚国际旅游美食节。这四个板块的活动在事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有秩序地开展。又如2013年第十五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特别经营了一个美丽壮观的千人歌圩情景,即在大地飞歌开场秀节目中布置两个歌圩方阵,人数共计千人,分列在看台两侧,以领唱、独唱、合唱的方式,将多首人们耳熟能详、广为传唱的广西民歌和东盟民歌唱响,感染全场,使全场观众应和,形成“千人歌圩,万人合唱”的局面,又辅以激光、灯光、焰火、视频、舞蹈,调动、渲染全场情绪,把全场情绪推向高潮。一位学者曾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视为“寻找母亲的仪式”,的确,这样一种由庆典营造的个体深深沉浸于集体狂欢中的情境,犹如一个胎儿回到母体、回到子宫、回到源泉之中。有信仰的传统社会需要仪式,信仰失落的现代社会更需要仪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实际上是现代人以艺术方式苦心经营的仪式,召唤与整合是它的主要功能。
二、民歌节作为游戏
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一场很多人参加的游戏并不是贬低它。众所周知,游戏代表着自由、轻松、有趣和好玩,游戏还代表着童年、天真与单纯,这些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所孜孜以求的。近代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席勒以“游戏”来揭示艺术的本质、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席勒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是人,人只有真正是人时才能游戏。在他的思想中,游戏意味着自由,艺术与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类于游戏。认识到游戏对于人自身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于认识人性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就能理解艺术对人类的真正意义。当代哲学家、美学家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是他的阐释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他在他的游戏理论中揭示了游戏的自为性、自我表现性与封闭性,游戏的轻松愉快性与严厉性,游戏的自我主体性,游戏的参与性、再创造性与中介性。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主体意识间互相参与融合因而具有再创造性的循环往复的精神交流活动。这些关于游戏的理论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有很好启示意义的。(www.daowen.com)
认真游戏才能得到游戏的真正快乐,这是伽达默尔所阐发的关于游戏的与众不同的思想。一般人都认为,游戏是轻松好玩的事情,从而是不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但是,伽达默尔对游戏的深入思考洞见了人们惯常忽视的东西,就是游戏的严肃性、严厉性,即如果游戏者不认真地游戏,就破坏了游戏,就享受不到游戏带来的真正快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迄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届,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节庆之一。1999年首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便一鸣惊人,“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强劲的现代气息,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和广泛好评。特别是那场群英荟萃、明星云集、如史诗般美丽而壮阔的开幕式晚会《大地飞歌·1999》,堪称当年国内综艺晚会的经典之作。”[12]此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扩大影响和丰富活动内容,先后与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和中国戏剧节联袂办节,还增设了极具高雅艺术氛围的“经典音乐会”“中外艺术家演唱会”“东南亚之夜风情晚会”等活动。2004年,又增设了“东南亚国际时装秀”。这些艺术演出,使南宁市民得以在本地欣赏到丰富多彩、制作精良、颇有水准的文艺演出,大大地丰富市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开阔市民们的视野,提升市民的审美趣味。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活动和节目的安排上非常注意群众的参与性和趣味性,这是游戏的前提,无人参与和枯燥无味是不可能成就游戏的。广场文艺活动、美食节等,都是群众参与性很强的活动,在观赏轻松的表演和品尝各色各样的美食中,市民们得到了很多乐趣。更有趣的是,在盛大的开幕式晚会上,每一个座位上都预先放有一些小物件给现场的观众:小旗子或小手电筒。看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兴奋的话,就挥动小旗子和晃动手电筒吧。所以,在开幕式晚会上,总是有小旗在挥舞,小手电筒像满天的星星在乱颤——伴随着观众喜悦、兴奋的尖叫。在演出的过程中,有时焰火会突然而又恰到好处地从舞台前喷射出来,引发观众兴奋欢呼,从而把晚会激动人心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主办者的认真举办、参与者的认真参与,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真正成为游戏。
三、民歌节作为艺术
谈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艺术性,或者说谈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价值,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点:南宁国际民歌节是由官方和精英集团主办发起,而后转入商业运作的集文化、经贸、旅游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商业经济色彩和现代商业文化色彩,这样的民歌节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艺术性和民族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取决于研究者所抱的艺术观。具体而言,就是艺术可否与功利结合在一起?民歌的现代化是对古老民歌艺术的发展还是践踏?这是两个涉及民歌节有无审美价值的核心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简单地回答“可以”或“不可以”“是”或“不是”都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13]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亦如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多重目的、多种声音、多样风格交织起来的画面。其多重目的是: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与世界各族文化交流与发展,推动经贸和旅游发展,促进对外开放,塑造城市文化品牌,树立广西新形象,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其多种声音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民间的、传统的、现代的声音,可谓众声喧哗。民歌台上的表演风格兼具民族性、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时尚性。如果论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诞生的契机,只有一个,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格局中,艺术还是纯粹的艺术吗?
关于艺术是否能与功利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回顾艺术起源时期的样态。事实上,艺术本来就是诞生于功利之中的。这方面的例子在人类学和艺术发生学的资料里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左江崖壁画,这气势磅礴的原始艺术,原来是为媚神、悦神而作的。《吕氏春秋·仲夏纪》记载的最早乐器之一石磬,是用来在宗教祭祀仪式上与神灵对话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母体——壮族歌圩,传统上就与壮族稻作农业春祈秋报的祭祀活动一起举行,并且与民间商贸体系互惠、互利、互动。同时,“歌圩等民间艺术活动通常与民间宗教、节日有关,因此,在艺术活动中会存在大量的宗教传承和伦理规范等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些都是艺术在传统社会文化混融体中存在的特点。”[14]因此,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意识形态宣传色彩、商业经济色彩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这不仅是现代社会政治教化、商业运作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也是对歌圩形式与功能的继承。可见,问题的实质不是艺术能否与功利结合在一起,而是怎样结合才能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仅着眼于建构其招商引资功能而忽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艺术品位的提升,会导致民歌节审美价值的滑落,最终也将损害民歌节的经济功能;一味片面追求民歌节的纯艺术的审美价值而鄙视、远离商业功利功能,民歌节将难以为继,因为举办民歌节需要大量的资金。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发展经济最响亮的口号,也成为利用文化的最恶俗的花招。不过,拙意认为,如果台子搭得对、搭得好,戏也唱得精彩,对文化、对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主题曲《大地飞歌》的首唱者、歌唱家宋祖英说:“都说一些艺术节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我觉得,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对这几年中国创作歌坛贡献最大的活动之一,它推出了像《大地飞歌》这样的经典歌曲,也通过电视歌会的形式,让中外民歌焕发了生命。”[15]可见,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文化不仅搭了台,而且也唱了戏;经济不仅唱了戏,而且也搭了台。
恩格斯的话提醒了我们要看清事物的复杂性,更提醒我们要用变化的、发展的眼光分析事物。关于民歌的现代化问题,其实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现代化的问题。的确,“在东西方社会都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只要掌握好方法,传统民歌面临的就不是什么危机,而是一个转型的契机。”[16]参加过2002年第四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演唱过《南泥湾》、影响了几代人的老艺术家王昆说:“民歌是民族的,也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也是发展的。”她认为,民歌必须随着时代前进,让新时代赋予民歌新的内涵,例如《东方红》就是由陕北情歌改编而成的。她同时强调:“对民歌的改编必须遵循以民族语言为基础,音调等必须遵循民族的东西,无祖无宗的改编,不算民歌。《红旗飘飘》的旋律一听就能知道是中国的民歌。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地区的民歌,但总体来说就是中国民歌的曲调。”[17]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民歌的民族性、现代性、国际性、观赏性为审美取向,这是对民歌现代化的一种可贵的探索。的确,美不是孤立的。在康德的眼里,“花卉、自由的图案画,以及没有目的地交织在一起的线条”是典型的纯粹美,同时,他还认为理想的美只能是依存美,理想的美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目的和概念。寄生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实格局中的民歌艺术,不是康德理论中的“纯粹美”,而是康德理论中的“依附美”,尽管不纯粹,却可能达到理想的美的境界。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既是艺术,也是仪式,还是游戏。埃伦·迪萨纳亚克认为:“没有必要判断一个戏剧或音乐会演出是‘游戏’‘仪式’还是‘艺术’,这三者经常相互渗透。”[18]的确,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游戏、仪式和艺术集合体的形式,展示了当代广西多民族共同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智慧:借助传统的力量抵达现代化,借助现代化的力量更新传统;借助艺术的力量发展经济,借助经济的力量经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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