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认同必须在对话网络中形成，也即自我必须依靠语言共同体才能存在。^[1]但在生活实践中，现代人所使用的语言常常是多种多样的，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其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根据社会语言学家高拨尔（Henri Gobard）的观点，人们使用的语言从功能的角度可以分为四类：母语，源于乡村或在乡村社区使用的本土语或地域性语言；媒介语，是商业贸易和官僚行政体系用语言；指涉语，用于传达意义和文化创造；神话语言，宗教或类似感情用。这四种语言可以分布在一种语言共同体内，也可以由不同的语言来充当不同用途。^[2]在中国，汉语是全国通用的媒介语，也是大多数人的指涉语，所以，一般情况下，“中文”指的就是汉语。^[3]广西堪称中国境内语言体系最复杂的地区，就以汉语为例，当地人所操持的方言涵括了从北方方言到客家、粤、湘、闽等南方方言，包括归属尚未定论的平话等，这些语言之间常常互不相通。更不用说复杂歧异的其他各民族语言了。所以《中国语言地图集》专设A5页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分布图》。

广西境内的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或在整个民族内通用的文字。像壮族地区有些地方原来使用汉字或模仿方块汉字来记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又推行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壮族地区的通用媒介语和指涉语符号，所以绝大多数壮族作家只能使用汉语作为自己的创作语言。众所周知，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语言的统一和标准化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恰如霍布斯鲍姆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民族问题’，实则是一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大问题。民族，并不光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比方说，法国大革命），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同意，标准化的民族语言（standard national language），无论是口语或书写文字，若不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许多学者一再指陈，如果意大利口语始终停留在方言层次，那么它只能满足家庭成员和面对面沟通，唯有把它当作全国电视网每日播送时所采用的语言，它才能够符合二十世纪对语言的要求。”^[4]我国学者也指出：“进入新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大发展，社会对语言统一性的要求提高了，因而国家通用语——汉语的使用功能也随之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使用人口较少或杂居民族的语言，以及一些虽然人口多，但是与汉族交往密切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削弱。”^[5]在这种情况下，仍掌握母语的少数民族作家中的许多人选择用非母语的汉语进行创作，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改变了的环境的适应。

我们知道，使用母语和外语，对思想的表达来说，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一般认为，母语是自然的、感性的、不知不觉中会使用的，而外语是通过努力学习得来的，是理性的结果。“除非我们不断地并完全进入到一种陌生语言的环境之中，否则我们在学外语时只能说是接近了所谓的语言能力。一般来说，语言能力只有在自己的母语中才能达到，亦即在人们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所说的语言中才能达到。这就说明，我们是用母语的眼光学会看世界，反过来则可以说，我们语言能力的第一次扩展是在观看周围世界的时候才开始得到表现的。”^[6]这也就意味着，使用非母语的其他语言，即使在使用时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忘记了母语，而能用外语自如地思考，也还是参照了母语的思维，因为语言中包含了对世界的一种“前理解”。这种在母语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即使在那些长期使用第二语言的人中也不会消失，而会压抑到精神世界的底层。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作家、女性主义者克里斯特娃早年在保加利亚成长，后来在巴黎定居，并一直用法语工作和写作。她就意识到自己虽然早已不再使用保加利亚语，但其实内心并没有埋葬这种语言，它只是沉睡在记忆中。现在的她居住在法语搭建的住所中，在法语中存活着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生命，也就是说她现在是用法语命名世界。“在进行这种命名的炼金术时，我独自一个面对法语。对存在进行命名，使我自身得以存在、我的身心都活在法语之中。然而，当事情变得复杂，就是说当我想到‘存在’就像想起一则故事……就会有一阵海浪涌来，迫使我采用某种笨拙的句法，采用某些来自深海的隐喻。它们与法语的礼貌和明晰毫无关系，但是却让一种空洞的不安渗入我的安宁之中，此时我的语言就会违背法语的趣味。”^[7]显然，即使像克里斯特娃这样能用法语自如地思考和写作的人，也会体验到非母语带给自己的局限，内心的最深层记忆是留给母语世界的，所以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母语给自己带来的不安，这造成对目前语言的“干扰”，逼迫自己使用笨拙的句法、违背使用语言的趣味并使用记忆深处的隐喻。“人是一个言说的主体，他所讲的语言当然是自己同类的语言，即母语、自己所属群体、民族的语言。改变语言等于失去或者背叛这种天然性，至少是要经过翻译才能间接表达……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翻译多么完美，都会泄漏出与接待国居民无法完全一致的某种韵味或思维方式。”^[8]她用了“背叛”这样严重的词汇，提示我们，使用非母语语言，除了使用效果，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来自作家的身份认同，即“抛弃出生时的语言，带着某种弑母罪的成分”^[9]。所以改用另一种语言，是一种痛苦，那么，人又为什么要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呢？对克里斯特娃来说，这是寻找新的希望的唯一途径。“如果说我曾因为失去了那个色雷斯人的蜂巢、那片梦中的甜蜜之乡而痛苦过，那痛苦里当然并非没有某种报复的快乐，不过尤其有着一种骄傲，像故乡的蜜蜂那样完成理想的计划，飞得比父母更高、更快、更强……背井离乡永远是一种痛苦的命运，但是……它是我们今天寻找神瓶的唯一途径。”^[10]“注定要受到伤害的翻译者在品味着自己的边缘处境的同时，很清楚他所引发的怀疑也正是自己得救的希望所在。他之所以离开自己的母语环境，原因之一就是某种必然的需要或选择不可避免将他推向了接待国的目标语言。他对这种语言的爱既清醒又带着激情，这种新的语言为他提供了新生的机会：新的身份、新的希望。”^[11]

对许多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汉语的意义也是如此，鬼子曾经谈到对于汉语的“语言的恐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在这种对强势语言的恐惧中，也滋生了一种渴望，即掌握和征服这种貌似强大的异族语言。鬼子说：“对汉语的渴望是为了沟通，为了逃避，为了生存，最早的愿望绝对不是为了创作。”也就是，“如果想走出那片土地，如果想与外边的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我们必须掌握他们的汉语，这世界是属于汉语的世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12]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作家内心的紧张，因为他必须“使用”的语言是属于“外边的”“他们的”，这里设置的“内”和“外”、“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关系，已经表露了作家明确的自我身份意识。在他的话里，我们也能理解其中非常明确的语言意识，汉语对他而言首先是一种媒介语，为了更好地生存，他要进入汉语的世界，他掌握这门语言后才将其用于文学创作，说到底进行文学创作乃是一种权宜之计。鬼子在回忆自己和汉语的关系的时候，多次表示过他对这种语言的异质性的明确感知：“我几乎很难表达，从小到大我是如何靠近和梦想掌握汉语的，回想起来，就仿佛一个远古时代的草民，艰难地渴望得到一把收割的镰刀。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我们的语言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尤其是表达的方式。”^[13]他形容那些到村里来的汉人小贩的语言“声音尖尖的像是来自地狱的幽灵”，不过他马上又表示，这种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对他们这些不懂汉语的人来说，却具有极强的召唤力，因为懂得了这种语言，就可以与汉人交换物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回忆起第一次挣钱是到街上卖草药天冬，这事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掌握汉语的渴望，而在路上发生的对话更凸显了不懂汉语的危险：“大人便问我，你上街干什么？我说去玩儿。他们问我，你会说官话吗？那所谓的官话就是我一直苦苦向往的汉语。你要是不会说官话你就回去吧，他们说，免得镇上的汉人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14]从我所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出，鬼子特别留意汉语的交换和经济功能。

除了作为“官话”的汉语所具有的利润预期，鬼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民族身份的怀疑更加加强了其对使用汉语作为指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但是，母语和母亲一样，是你无法选择的。鬼子因此认识到，汉语对于他，就是“借用梯子”：“因为语言的关系，写作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件充满艰难的事情，我时常隐隐地感觉到，我就像一个力大无比的印第安人在白人的果园里打工。任何一个构思好的小说，总是高高地挂在我的头顶，像一棵高高在上的果树，需要我高高地踮起脚尖，才能摇摇晃晃地触及那些果实的存在，如果要将它们紧紧地抓住，将它们紧紧地攥在手里，一个一个地摘到篓中，我需要的仍然是别人的梯子……汉语的写作对我来说，永远是在借用别人的梯子。”^[15]他在这里把汉语理解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意思和中国古人对佛经里的认识一样，就是“得意忘言”“到岸舍筏”“上屋抽梯”“过河拆桥”“获鱼弃筌”之类说法，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也说过：“我的命题通过下述方式而进行阐释：凡是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命题，攀登上去并超越它们时，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爬上梯子之后，他必须把梯子丢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16]如果说语言文字可以比作梯子的话，借用别人的语言文字恐怕就不像借用梯子那么简单好用了。鬼子对这一点有清醒的意识：“我相信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自己的生动性，是别的任何一种语种无法完全替代得了的，就像我们一直抱怨汉语是不可翻译的一样，翻译了就没有了语言里的那一种味道了……我那民族的土语同样具有很多汉语表达不出的生动，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来自上海的，还是来自北京的，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一脸兴奋地用我们的土语来完成我们久违了的聊天。”^[17]鬼子说的是汉语无法完全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因为这种非母语没有母语的生动性，没有那种感情和韵味，如果可能他还是愿意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问题在于他的母语市场太小，他只能是逢年过节在老家与老旧亲朋相聚的时候才能兴奋地使用一回。同理，他要想把自己的想法、小说的构思翻译成汉语，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即汉语无法完整地表达他的内心，同时，他对汉语的掌握也就有可能只能达到工具性的那一面，而无法深入到那种语言的文化传统之中。

真正的作家对文学创作的工具，即语言（文字）有清醒的认识，在广西的现实状况中，用汉语/汉字进行写作既是适应现实，也是一种主动选择。诗人韦其麟在为自己的朋友诗人莎红辩护时说：“我们都知道，在广西的少数民族虽有语言，却无文字——解放后才有的拼音壮文一直未能认真推广使用。要广西作家诗人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来写作，那是叫人水中捞月。在目前以及可见的将来，恐怕仍然是用汉族的方块字进行文学写作。”^[18]由于汉字并非单纯的拼音文字，而是从很早起就言文分离了，如台静农《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所说：“中国语言与文字分离，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因素，而文字本身实是最大的因素。中国文字的创始，与古埃及同样都是象形的。不过中国文字延续着象形的方法，不像埃及人后来转变为拼音的方法……由象形这一线发展下去，他是现在所谓的‘意符文字’。既然文字以表意为主，表音则居于次要的地位。即为了表意不能兼顾表音。”^[19]所以学习使用汉字对所有的学习者都是一样的过程，即使是汉语各种方言的使用者也都无法用汉字来拼写自己的发音，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汉语写作常常是一种与声音形式脱节的纯意义表达。这使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容易接受非母语写作，甚至有些作家根本没有思考过语言问题，或认为语言根本不是问题。

像鬼子这样的作家，并不喜欢标榜自己的民族身份以获得照顾、特权或者优越感。在他看来，他觉得一个作家用汉语写作，就应该奔着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去，“写作不是高考，你不能渴望少数民族可以加分”^[20]，也就是说，所有用汉语写作的作家，都只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你应该成为优秀的汉语作家，而不是好的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甚至在接受访谈时说，如果贴上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就相当于“被别人给活埋了”。

当然，也有些作家并不持如此看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拼音壮文制订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作家欢呼它的诞生。^[21]几十年过去，恰如韦其麟所说，这种新工具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成果。作家们仍然主要用汉语创作，用拼音壮文写的作品数量极少且影响极其有限。有些作家呼吁民族本体文化，但在现实中不免碰到许多障碍。比如农冠品，这是一位热爱民族生活的诗人，思想也并非胶柱鼓瑟，而是理性且现实的。他在《岜来，我民族的魂》中反对将花山岩画神秘化、奇观化，反对将其当作谜，既肯定民族辉煌的往昔，更希望在新时代，用“进化”“精密思维”“探索”等精神，“共同谱写当今生活的崭新旋律”。奇怪的是，全诗的开头，诗人写道：“岜来，我民族的山、民族的魂！/我不喜欢‘花山’这汉译之名，/我要为你正名也要给你正音，/你的壮名叫‘岜来’，岜来更亲切动听！”^[22]这与全诗的格调明显不协调，那些和“崭新旋律”相关的音节全部是用汉语书写出来的，独独“岜来”，诗人坚持说壮名更亲切动听。其实，诗人自己也未必能维护自己的说法，他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宁明县文代会召开，明江在欢欣，岜来在欢欣。明江奔流文彩，岜来汉译叫花山，美好名山，会光彩夺目。”^[23]“美好名山”源自“花”，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也是汉语读者，所以文章的标题标出的并非“岜来”，而是“花山”——《宁明花山留言》。《致虎年之歌》一面对民族文化的根源感到自豪，同时又知道“那蒙昧的苦星兮，已渐渐地沉寂、黯淡、陨灭”，呼唤“有胆有眼”“有识有志”的虎“带文明之星来兮，让布洛陀后裔的家乡辉光闪烁”，显然，文明之星是外来的。诗人的取向是可以理解的，他常常号召古百越民族的后裔“去闯，做古河鱼古井蛙太苦”，鼓动他们在新的时代里“加快加急”。至于民族这一概念，在作家笔下常常并不指“我有根兮是盘古，我有源兮是布洛陀”的壮族，而是指“中华民族”，如《龙的苏醒与腾飞》里的“民族英魂”。^[24]至于他提出的“古壮字、拉丁化壮文、国际音标、汉字多体并用”，恐怕没有多少现实可操作性，即使是看起来非常合理的建议，如“要十分重视壮族本体文化，不管是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特别是壮族本体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是弘扬民族艺术、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根本主体……要抢救、收集、翻译、整理、出版、发行、宣传……同时，也要有选择地把复合体、创造型的文化成果，转译成壮语言文字，包括于民间流行的‘土字’，以此来丰富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内容，互为转化，互为利用，互为促进与提高”^[25]，在今天的实际中也很难推行。

随着现代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人甚至连祖辈使用的母语也不会说了，只会说汉语。在当代的青年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甚至在壮族诗人费城眼中，民族语言与故乡的一切都呈现出与自身文化认同的格格不入：他在矿区长大，直到14岁才回到故乡，即他父亲的老家。那里土地贫瘠，道路肮脏，人们目光呆滞，更要命的是，人人讲壮话，而他觉得壮话“粗俗不堪”……语言的隔阂让他非常孤独。这样的经历和记忆，让他产生了重构故乡的愿望，他要用文字（当然只能是汉字）呈现“另一个故乡和村庄，以及内心的风景”。很显然，这种追求虽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却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写作中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他们生活在一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世界中，这些问题与民族身份无关，而与现代化的来临、社会转型有关。

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在作品中的语言意识，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当今的各族作家都将汉语当作了一种仿佛透明的语言，而从不提及自己的母语与汉语的差异。在李约热的《我是恶人》里，有时会出现故事发生地野马镇的土语，但从来没提及这种土语的性质，有些明显为汉语方言，如称痰为“口残”，有些则来源不明，如称中蛊为中“邪法”。这与韦其麟在《百鸟衣》中将家乡故事中的主人公张亚源改为古卡以凸显其壮族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侗族作家苗延秀的笔下，经常出现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描绘，如《红色的布包》里，13岁的侗族流浪汉碰到一位老妇人，问他“呶呀”，作者注明其为侗语“谁”的意思，而“我”听到她讲的是侗语后，“感到又高兴又惊奇”。《稀榴花》人物唱的侗歌虽已改成汉语，却在中间夹杂着不少侗语词汇，如“牵相”（恋爱之意）、“腊蜜”（少女之意）之类，以表明其本为侗歌。这可能是现实演变的结果。语言意识的变化折射的是社会状况的改变。对比一些北方少数民族作家，语言意识的差异就更明显。在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里，有时在叙事正文中都会言及两种语言的对比，如《玛穆提》中写道“他曾对玛依拉有过野心，用维语的说法是黑心”，有时会提及自己民族语言的特色，如“维语形容一个好男人的时候，说这个男子汉是一把快刀”之类。显然，这就将语言本身作为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突出了民族语言的差别，又避免了在一段汉语中掺进其他语言的“汉字拼音”词汇所导致的语气断裂。

【注释】

[1]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51.

[3]语言是实践性的，所以并不能因为“中文”中包含“文”就把其理解为单指汉字或中国文学，也不能因其中含“中”字就认为其包括中国境内的所有语言或文字。在人们的日常用法和书面用法里，“中文”和汉语含义基本一致。

[4]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10.

[5]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7.

[6]伽达默尔.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M］.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43.

[7]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M］.黄晞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7-68.

[8]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M］.黄晞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0-61.(www.daowen.com)

[9]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M］.黄晞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0.

[10]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M］.黄晞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0.

[11]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M］.黄晞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1.

[12]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16.

[13]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10-11.

[14]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12.

[15]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65.

[16]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M］.陈启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63.

[17]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65.

[18]韦其麟.关于诗的民族特色的感想——致友人［N］.广西日报，1982-8-4.

[19]台静农.龙坡论学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

[20]胡群慧，鬼子.鬼子访谈［J］.小说评论，2006，（3）.

[21]广西成立壮族自治区前后，有关方面对推行壮文充满期待，广西省委曾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僮文推广后，公文、报纸以及各种主件主要用僮汉两种文字而以僮文在前”。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编.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纪实［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62.曾任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陆地坚决反对推行壮文，曾在省委常委会上力陈其弊端，促使省委否决了“两年内全省小学课本采用壮文教学的决定”。陆地认为这是自己在官场上值得一提的政绩，对壮族文教事业的发展进步起了正面作用，得罪了人却立了功。见陆地.直言真情话平生：陆地自传［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70.

[22]农学冠.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农学冠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5.

[23]农冠品.热土草［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82.

[24]有许多作家都持类似观点，如壮族作家周民震说：“我的民族是一个胸怀豁达的民族，是面向未来的纵向型的面向外界的横向型相结合的民族；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朋友兄弟共饮交杯酒的历史……我的民族魂，乃是中华民族的大魂、巨魂之火星。”见周民震.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周民震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482.

[25]《壮族本体文化说》，原为在广西民族学院的讲座。见农冠品.热土草［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29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