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

花溪化肥厂（以下简称花化）在距青岩古镇两公里的鸡爬坎下的河湾处，一块林木掩映的平地上。1980年刚过元宵节，厂代理书记老，代理厂长刘师分别找我谈心，主题就一个，要我担任总调度，协助把化肥生产恢复起来。花化生产合成氨，终极产品是碳酸氢铵（以下简称碳铵）。1973年初建成投产后，年产量一直徘徊在2000吨左右，最高一年达到3000吨，最低年分500吨，距生产设计能力1.2万吨差之太远，年年亏损七八十万元。区领导到厂作报告，常常痛心地说，“你们要把全区农业税吃光，1000多万斤谷子打水漂了。”

到20世纪70年代末亏损情况尤为严重，厂主要领导相继回区、市担任局长、副局长、所长，所谓：“老兵回营”，他们中许多是文革期间被排挤来的。现在厂无主帅，全厂停产已经三四个月，区工业局挑选老周、刘师来厂替补空缺，我曾在各个车间干过，最多是在造气和锅炉车间，有师兄戏称我“牛队长”。现在周、刘要我担任要职，但我想调回贵阳，三次拒绝他们的好意后，他俩共同到我寝室交心交肺斟酌再三，我兹对他们说：“管事要和管人一致，总调不可取，不如取消原来的车间建制，并成一个车间统一组织生产。”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当即定名为“化工车间”。除原料和产品进出销售由厂部负责外，取消原来五个车间建制，成立化工车间负责全厂生产。

这次小小的改革，顺应了碳铵生产一条龙的体系，改变了“兵不知将，将不领兵”条块分割的旧有格局。从1980年3月化工车间正式“挂牌”起，当年国庆前后，已生产碳铵5000多吨。刘会计（几年后调白云区任经委主任）拉着我的手叫去他家里喝酒，以示祝贺。席间他对一桌人说，“我们厂上个月开始盈利啦！”包括厂领导在内的十来个客人皆端杯一饮而尽。1981年春节前，化工车间建立不到11个月，生产碳铵近8000吨，盈利三万多元。

这个历史的突破和纪录，是种种因素促成的。多年后我还说：“厂班子团结一致，真心给力，是一线工作顺利展开的原动力。”厂里一、二把手团结得像一个人，以共同努力解决一线困难为已任，争名夺利之事全无。厂领导从行政到业务分工分不分家，不分彼长此短。他们能真心待人，让人感到他们是领导，更像是兄长。记得刘师曾鼓励车间领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老周的爱人在包装岗位上，一个班八小时要包装十来吨，但周从来没要给她调换岗位。在他们领导和组织下，攻难点，改造设备，向技术要肥料。

首先改造了厂里两台K2锅炉，技术员黄作柏和黄柏英、代立志等机修工，几十个白天黑夜成功将锅炉改为喷气式沸腾燃蒸汽量提高近两倍。其次又在山东师傅指导下，化工车间组成攻关小组。根据贵州大方、织金白煤的品质，提高煤气制造炉温度，大幅度提高了半水煤气量。这两气，过去一直卡住化肥生产的脖子，现在一举赶跑了这两头拦路虎。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承诺“承包”生产之时，提出化工车间支部书记的人选要由我来物色，可当时我还未入党，代理书记老周竟然一口应承。刘师补充说，车间班子也由你搭配。我敢于在200名多职工的会上，高声昂气发誓，一年之内，扭亏增盈，不达目的，生是化肥厂的人，死是化肥厂的鬼。此等豪言壮语的底气就是他们给的。调资风声传来后，厂领导和车间领导大会小会说，过去不管有点这么那么点事的都要放下包袱既往不咎，功过就是看当下，调资就看现在。大家希望过上好日子，太需要增加点钱来改善日子了，太需要物质来刺激了。那时动辄上纲上线的事也没有了，环境宽松了。大环境和小气候点燃了职工的青春之火，大家一心为厂子着想，一心为生产着想，敢于争先，敢于拼博，是大多数职工的动力，也是我这个车间主任的勇气。

上下同心，其利真可断金。至今我眼前还时常浮动着车间一班人和值班长、班长们的面容。支部书记李义山，有肩膀、敢负责。那时，农村土地承包已开始，生产一线有十多个党员家住农村，有的帮家种地时有迟到、早退。这些党员，多数是班长生产骨干，个别人有党员特权现象，现在纪律要求严格了，车间对他们比对普通职工要求严格。在政治学习时，车间领导常常讲共产党要以身作则勇于牺牲的故事，提出要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做合格的党员，做真正的核心和骨干。要以费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物）为戒。有时我严厉的言语和处理让有些党员过不去，有的就找告状，李义山不理会，叫他们服从车间处理，再不改要加重处理。副主任陈正贵，不管是炉膛除疤，或冬季下河疏浚，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有的职工操作不当，他及时纠正。以其身教之长补我的言教之短。

他们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伙伴。我这些干巴巴的回忆，其实是有一个个浓浓汤汁的故事，恕不赘言。

合成氨生产是连续作业，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造成事故，一个伐门或堵或洩漏，一个镙栓松动或缺少都会导致全厂停车停产。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是合成氨生产的天然属性。曾经有过一高压伐门漏洩，筷子粗的一束蓝光发出夺人心魄的尖啸，响彻厂区，直达里外的家属区。有人说化肥厂是在炸弹上生产。因而严肃的纪律，一丝不拘的操作是十分和必要的安全生产选择。20世纪70年代，一职工被炸飞二十多米。一女工倒在捂脚取暖的煤气管下。我宁可得罪人也不允许一丁点失误。所幸，这一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www.daowen.com)

几十年过去，我忘不了那群英姿勃勃的战友。那批自觉自愿的“敢死队员”，不管是当班或下班休息，锅炉打疤或海底阀疏堵，闻呼而动，冲在前面的常常有周华、刘福新、廖全贵等一伙七八个人。冬季下水疏通海底伐，给他们的是一瓶擦身或壮行的苞谷烧。那时，停电是家常便饭，及时清除锅炉疤块是重中之重。这些好汉穿上石棉衣，钻进尚有几百度高温的炉膛清渣除疤，一两分钟一换。一次疤块堵塞仅容一身的炉门，安东几乎窒息倒在炉膛中。20年后安东担任了省防疫站站长，我曾问他是否还记得那次险情，他调侃说，“跟你在一起的事，哪能忘！”

不可忘怀的事还有设备检修。过去，寒暑季节，许多设备总是不断出现纰漏，于是，操作工就有了一年一度的“寒暑假”。有鉴于此，化工车间立足在日常查防“跑冒滴漏”上，不让设备设施再出现“一寸不补，撕去二尺五”的问题。由于机修车间也并到化工车间，使得操作工与机修工水乳交融，正常生产成为共同的目标。过去个把两个月的有检修现在缩短到几天。最短的一次仅八个小时，当最后一个工段拧紧最后一颗螺丝，全厂生产即全线开动起来。

讲八十年代初扯上七十年代的旧事，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1980年前后那段时间，上班是严谨的，下班是自在的。定期的政治学习被取消了，每周起码能吃上一餐回锅肉。我有个外号伴随近十年，叫“吃香饭”。清水牛皮菜之年，几口咽下，新时代换上回锅肉了，也飞快吃下，问其何故，我说前者是缩短痛苦，后者是快速享受。

1981年的春天悄悄来到了，那浑然不觉。那时我是每天往返车间宿舍一条路。每日三班倒，交接时必然要到厂区了解上一班情况，待完全接班后，再到一些麻烦的岗位协助操作。剩余的时间就回寝室补觉。朋友戏称我睡的是鸡窝瞌睡，两三个小时就起床也随三班周转。耿贵民、罗培荣几个师兄弟实在看不下去了。一天晚饭后，把我连拉带拽走散步，我才发觉李花白，桃花红，空气格外香甜。从氨气硫化氢气中解放出来，精神爽朗。我们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口哨伴唱。胡纪三唱的一首苏联歌曲，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该回家了，该回贵阳的那个小窝了。我爱人工资减到15元，独自带着体弱多病未满三岁儿子。对厂承诺一年扭亏为盈的目标已经兑现，应该放我调回贵阳当个好丈夫、好父亲了！那时，厂里先把机修车间从化工车间剥离出去，又相继恢复以工程为单元划分的车间建制。顺理成章，化工车间解散，我调走的理由已完全具备了。三月底，我背上从知青

用过来的那袭被卷，从此离开了工作十年的化肥厂，时年刚进33岁。

但我离开厂回城，受到老领导张敬圣的批评。张是花溪区工业局长。他在化肥厂为职工鼓干劲继续努力高产的大会上，黑着脸，声言厉色的称我为“逃兵“。张敬圣是花化的第一任书记兼厂长，从厂筹建到建成投产，四年多时间，可谓呕心沥血。他不苟言笑，不搞“小动作”，凡事都要在会议上解决。他面黑心热，骨子里对青工透着希望，厂里一批20来岁的知青，逐步成长为生产技术骨干，就是他润物无声的结果。可以说，许多职工，包括其他厂领导，对他都不敢多作言笑，我以学徒之身，从班长，值班长到车间主任都是他在背后助推。1973年张敬圣厂长调离厂的前的一天，我抄小路，想躲开他，他却沉声问，为什么还不写入党申请书！

本世纪初，张敬圣局长走了。逝世前，他带信说要见我一面。离厂20多年，我从没去看望过老领导。病榻上张局长虽少了过去的钢声大气，但不减战士本色，肝疼难忍，也不哼不吭。他勉励我继续干好工作，凡事要以身作则，要作个好党员。张敬圣局长是个小八路，南下解放到贵阳任青岩战斗小组组长。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科局长岗位上。最高职务大概是1958年任红岩化工厂厂长书记了。

大概20多年前，花溪化肥厂彻底破产。一些老职工时不时到空无一人的残破厂区凭吊。化肥厂破败了，却也没有了废水废渣的污染。昔日的青山绿水回来了，近十多年来，与之相接的小西冲成为旅游胜地。几年前，与化肥厂一河之隔背靠山头的田地上，黔灵山宏福寺投资数亿新建了一座佛寺，名大兴国寺，雄岸巍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