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从雷公山下来回到县城里，已是傍晚了。我放下背包，马上奔向电信局，赶时间把苗岭深处农民靠国家无偿发放铁农具、组织互助合作生产取得农业丰收的现场新闻发回分社。不巧译电员下班了，局里派人找回来加班，一份500来字的消息，忙乎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发出了。

这种情况在50年代是习以为常的。那时贵州分社能独立工作的记者都办了一个能在省内电信局向贵阳新华分社发新闻电报的证件，但因为分社经费少，付不起那么多电报费，（其实发新闻电报一个字才一分钱），加之时效性强的报道不多，一般要求记者把稿子邮寄回分社，分社审定签发后，除少数用电报发往总社外，大多数交邮局寄出。50年代后期贵阳有了直通北京的飞机航班，分社向总社发稿就采取请航班机组同志带交到北京机场，由总社的同志每天去取送。所以我每次下乡采访，总得先到当地邮局打听清楚发贵阳邮件的航班时间，避免误了班期。实在必须发电报的急稿，也是力求短些再短些，因为县电信局熟练的译电、报务员也不多，三五百字的新闻稿总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发出去。记者为了确保稿子发出，往往也要在电信局机房门口耐心等待，直到报务员从报房出来说“发走了”，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比起今天分社记者都配备了电脑，稿件可以从新华社覆盖全国各分支机构的无线电信息网，飞速传到北京总社编辑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www.daowen.com)

往事悠悠，不堪回首，酸甜苦辣，都曾经受。然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在贵州的第一次采访，它给我在贵州60多年的记者生涯开了一个好头，使我终身受益。现在写出来，也许对后来者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