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走进张明亮家的小茅屋时，只有他老伴抱着孙子在家。张伯妈以苗族人民特有的好客传统，一边热情地让坐，一边说张明亮上坡做活路去了，很快就会回来。张伯妈从区里同志那里知道我是省里来的，想了解张明亮办互助合作情况，就跟我拉起了家常。

她指着小孙子说，这是我家老二张登荣的崽，他爸爸是互助组的记分员、广播员。老大参军了，正在北京天安门站岗值勤哩！大姑娘二姑娘出嫁了，么姑娘秀华在读初小。说到这里张伯妈高兴了，说秀华生到个好时辰，不像她大姐秀珍曾给地主家当丫头，并且跟地主家的狗同睡在一个窝里。

说着说着，一个50出头、身体壮实的“嘎老”，肩上挑了担牛草，手里提着一个竹编的笆篓进来了。张伯妈告诉我，他就是张明亮。

我连忙起身向他问好。张明亮笑着说在路上碰见了区里的同志，知道你来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明天我们互助组要开镰收谷子了，刚才我去放干我家那几亩田的水，把放养在稻田的鱼儿也捉回来了。”

张明亮看我背包也带来了，让我住在堂屋里，说县里到寨上搞土改和互助合作的工作组以前也常住这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贵阳时就有人告诉我，由于年深日久的民族隔阂，在贵州兄弟民族中历来有“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作朋友”的说法。(www.daowen.com)

在此后几天的采访中，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还参加一些轻微的秋收农活，同张嘎老一家，并同寨子里的苗族农民接触、交流之多，显然不是平时一般采访所能及的。再也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我同采访对象产生了思想感情的交流，在不知不觉中收集到许多平时难以获得的事实和观点。

在收割稻谷时，一些年纪比我大的农民耐心地教我怎么割禾可以省力，怎样打谷子不会抛洒浪费粮食，并在共同劳动中讲他们祖先在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时怎样从江西辗转到贵州，还有张明亮这个田无丘土无块的庄稼汉是怎样从外乡流落到大山林，又怎么因交不起租子沦为地主的帮工，又怎么拖到30几岁才跟地主家的丫头结婚，以及他解放后带头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这“五大任务”，响应共产党毛主席的号召，带领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在贵州苗族地区第一个光荣地参加共产党……

从县区的这些文字材料上找不到或说得不具体的情节，特别是张明亮本人思想认识上的起伏进退，都是在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获得的，我开始尝到了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甜头。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是主动的或被动的参加“三同”或“四同”，总的说来，我都是受益者，对我认识主观和客观世界，并改造主客观世界，都是大有裨益的。

短短几天的苗寨采访，使我自己首先受到感动，受到教育，并从已掌握的一批线索中，先后报道了贵州第一位苗族共产党员的生动事迹，以及苗族地区首先办起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在发展生产促进民族团结上的优越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个苗寨有一个名叫“新中国”的苗族儿童的故事，反映国家在民族地区加强妇幼卫生，消灭了导致婴儿大量死亡的“三七风”（脐带破伤风感染），使一位在解放前生五个小孩都夭折的苗族妇女王中英，现在有了一个三岁的小宝贝。这些报道虽然时效性不怎么强，不是讲今天或昨天发生的事，但由于事迹生动，意义深远，可读性强，能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到太阳”，报刊广播的采用率很高，有的还被收辑成书。在我以后的采访生涯中，大山林成了我观察贵州各项政策落实情况的“体温表”及了解各族人民生活变化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