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士恒

1918年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贺培真赴法勤工俭学，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北伐军第三军组织科长、广州教导团团部书记等职。解放后历任贵阳市教育局长、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政协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委，省政协副秘书长，第四、五届副主席，于1990年去世，享年94岁。

贺培真是我的父亲。 父亲90岁左右就患上老年痴呆病，1994年为他建雕像时，我们怎么也接受不了雕塑家的雕像定稿，争执良久只得妥协。雕塑家的话也对，家属印象最深的是他临终前几年的形象。而艺术家则要选择最能代表他精神面貌的形象。现在每年在父亲陵墓前，看着他栉风沐雨的雕像，似乎渐渐接受了雕塑家的手笔——面容丰满目光冷峻思想深刻的老人半身雕像。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8岁。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调到贵阳市任教育局长。他是一个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干部。我家的住房周围只要有空地他总要种菜种花，我及至高中还穿补丁衣服，我们兄弟四个从小就落了个朴素的美名。对我们他从不打骂，也不大过问我们的学习。上初中时我进了一个刚刚拼凑起来的“初中班”教师多从小学抽调。后来听老师说，1956年扩大初中办学，许多家长不愿孩子进这种学校。父亲就将我“率先垂范”进了三民东路街道初中班。

我从小顽皮但不捣蛋，闯祸多半是为足球，不是打破了玻璃，就是撞破了别人的头。但是父亲对我踢足球却持鼓励的态度。据说当年他就是长沙一师的八大球王之一，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还同法国人踢过球。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求他给我买一个足球，他答应了。但条件是成绩单必须全部是“红的”。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努力了一个月，终于拿到了“全红”的成绩单。父亲看了成绩单，对我笑了笑，二话没说，回头就带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个真皮的足球。

1959年我进了高中，仍不知努力学习，每天精力还放在足球上，但到了高二成绩一下就窜到了班上前几名，后来还考上了重点大学。这种转变实际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那时我们国家同前苏联产生了分歧，《参考消息》成了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当时《参考消息》只在一定级别的干部中发行，看《参考消息》成了我这个“干部子弟”的“特权”。那一段时间我成了全班的“新闻中心”，每天都有一伙同学围着我，听我发布消息。那一段时间我往往等到父亲一回家，就抢着要《参考消息》。父亲也常常在看报的间歇，透过老花眼镜，看着我，发表一些感慨，末了还带上一句：“士恒啊，你们这一代再不努力，我们就只能继续受别人的欺侮咯！”这样的环境中，我发奋读书。1962年我考进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当时国民经济困难，物资供应紧张。我一下投入到学校的集体生活中，身体很不适应，营养也跟不上，但还是起早贪黑地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列。可是不到一年我身体全垮了，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那时，川黔铁路还未通车，到贵阳要转汽车。那年贵州发大水公路不通。放暑假时别的同学绕道西安、武汉回贵阳。由于路太远中途要转几次车，医生不同意我回贵阳。我只好留在学校医院治疗。学校医院无论医疗、伙食条件都很差。父母担心病情恶化，要我乘飞机回家，那时到贵阳的机票是76.38元，相当于父亲月工资的四分之三，母亲没有工作，一家六口全靠父亲的工资。所以虽然我非常想家，但也不敢提出非份的要求。父亲决定让我乘飞机回贵阳，让我享受了贵阳最好的医疗条件和父母的精心呵护。在贵阳一年半以后我才得以回成都复学。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从政，加上他曾经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同学，又参加过北伐、广州起义等，在他身上，一直弥漫着神秘而又传奇的色彩。他所受的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育。他忠诚老实平等待人勤俭廉洁直言敢谏。在民间和政界一直有较好的口碑。(www.daowen.com)

文革时期，作为副市长的父亲自然在劫难逃。随着文革的深入他被打倒了，那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还贴到家门口，父亲压力非常大。那段时间成都武斗频繁，多半时间我都呆在家里“逍遥”。看到父亲状态很差，怕他受不了就经常同他交谈。我说，“千万别想不开。”他马上就说：“放心，我不会自杀！就是等十年八年，我也要死个明明白白。”

后来他被抓起来。大约过了十来天，有一次我路过市公安局（现大十字广场），无意中往里看，正好看到一群人在大院里劳动。我心中一动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看，果然见到父亲正弯着腰铲土。我呆呆地望着他，心里一阵酸楚，两眼不觉就模糊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父亲也正呆呆地望着我。过了几天，通知我们去看他，顺便送点衣物。我心里感觉到，那天他一定看见了我，想家了。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国民党的监狱坐几年牢，如今70多岁了，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后来，上面来人通知去接父亲回家。我赶到看守所，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我一到，父亲就急着让我挑起行李出门，担子较重，我步履蹒跚地走到贵医附院大门口，父亲叫了一辆人力车，放上行李后，却叫我坐上去先走。我正奇怪，他却忿忿地说：“我一个多月没见过贵阳了，我要走回去！”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人重获自由时的心情。

文革前，父亲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干部，人际关系也很好，往来的人员很多：南下干部、支黔干部、民主人士、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等等，各行各界都有。形势宽松一点后，这些老友新朋又来串门了。就是在这种串门中，促成了他在1972年底到北京找毛主席，反映贵州1964年“四清”时期遗留的干部问题（另见拙文《毛主席与我父亲的交往》，刊登在《文史天地》2001年第一期）。还有一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青年毛泽东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来访，了解毛主席青年时代的事迹。父亲尽其所能地回忆，对不知道的事从不添油加醋。当工作人员拿出另一位校友的回忆稿向他映证，他看后很不以为然地说，毛主席是伟大，当年他在一师的确是一位敢于探索很特别的学生，但那时我们都年轻，还没有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要历史地看问题。这是父亲逝世后，来家征集文物的同志告诉我们的。这些同志对“贺老”在当年历史条件下，敢说真话、实话，充满敬佩之情。

文革后，父亲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更爱“管闲事”了。特别是“知识分子问题”他没少说话。1979年前后，我曾两次陪他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他去看望李维汉时当面递交不少材料，李维汉还许诺转给邓小平同志。说起邓小平，李伯伯还说，“你与他也认识啊，在法国我们还在一个厂里工作过。”父亲摇摇头，“不记得了。”这说明父亲不是一个攀龙附凤的人。父亲逝世后，一位好友曾告诉我，贵州的一位威望很高的领导曾告诉他：“贺培真的思想境界很高，不是你我比得上的。”

面对父亲的雕像，仿佛又看到他鲜活的一生。仅以此文祭奠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望我们的后代能记住他，怀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