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年

今年我已进入八十老翁之列，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贵阳解放70周年。回首往事，有十一年是在贵阳度过的，从1946年7月到1957 年7月（其中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暂迁重庆）。这十一年正是我在贵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共念过四所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后来的南明小学）、贵阳扶轮小学（即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贵阳二中（即今天的贵师大附中）和贵阳六中。这个时期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与贵阳有着很深的感情。

1946年，家父叶勉之调入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处，举家从柳州迁入贵阳。我们兄弟三人到实验小学插班，从此接受正式教育，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那是抗战时期，母亲就是我们的老师。贵阳实验小学是当时贵阳最好的公立小学，在富人区南明堂附近，贵阳的许多达官贵人的子女在此就读，其中就有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伍的女儿。当然也有一些普通人家的子女，我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几个是邮电局的职工子弟，所以它不是贵族学校。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西方的，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也是时尚的，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忘的印象。学校每周一有一次“朝会”，朗诵孙中山先生遗嘱，每天早晨有升旗仪式，下午放学有“夕会”，有降旗仪式并唱“夕会歌”。小学还郑重其事地举行“儿童市长”的竞选活动，伴随全校的演讲活动，平时多有班级的演讲比赛。总而言之，演讲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环节。也许正是这种教育，使我养成办事要有始有终的习惯，演讲的锻炼使我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公众场合说话不会怯场。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我后来七十多年的生涯中这种素质是很重要的，在大学和研究院的三尺讲台上我做过两三百场演讲，能够做到内容生动和有鼓动性。贵阳实验小学旁有一条很短的马路，“王守仁路”，王守仁即王阳明，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在贵阳，与我同龄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王阳明的，因为贵阳和贵阳附近有一些古迹与王阳明有关，黔灵山的麒麟洞、螺丝山的王阳明祠、老东门的文昌阁、修文的阳明洞。但是记得贵阳曾经一条小小的马路叫王守仁路的人却很少。其实我在贵阳时，并没有特意去寻访王阳明的足迹，更谈不上研究王阳明。后来的几十年里，随着知识的增长，才知道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朱熹合称“儒家四圣”，同时作为“贵州人”对王阳明知之甚少而感到羞愧。二十年前，由于偶然的机会结识贵阳的著名作家袁仁琮教授，他对王阳明颇有研究，我拜读了他关于王阳明的一系列作品，才对王阳明的心学略知一二。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2010年7月，我应邀到黔东南参加生态环境建设的会议，有机会顺访重安江古镇，那里有著名的“三朝桥”。“三朝桥”是由三座并排的桥组成，前清的铁索桥、民国的钢架桥和新中国兴建的钢筋混凝土桥。钢架桥是1938年茅以升设计建造的，1949年11月解放前夕，被国民党89军炸毁，1950年家父组织抢修的重安江铁桥。在去重安江的路上，我们参观了黄平县旧州的古驿站——飞云驿馆，王阳明曾经在此住过，并留有诗篇，县文化馆长要我为驿馆题名。为了沾圣人王阳明的光，也就欣然从命。从我知道“王守仁路”到飞云驿馆题名，整整过去了六十四年。

1947年9月直到1951年7月小学毕业，我转入贵阳扶轮小学就读。贵阳扶轮小学是都筑段铁路工程处主办，贵阳电厂、53兵工厂、军需仓库等单位出资协办的学校，一共办了5年就解散了。它和后来的贵阳铁小和铁中没有传承关系。扶轮小学坐落在今天的观水路和宝山路的十字交会点处，如今扶轮小学的校舍已不复存在，变成了高楼大厦的居民区。扶轮小学占地大约两亩地，校舍由三座平房构成，总共九个房间校长老师办公室、幼稚园和会议室（兼乒乓球室）占去了三间，剩下六间教室，最小的七八平方米，其余的每间不到20平方米。小学生最多时大约150多人幼稚园约30人。那时一个年级还分春秋两季班，后来春季班取消，才做到一个班一间教室。我就在两班合用的一个教室里上了两年课，和农村的小学一样。这所学校在贵阳是非常特殊的，它不是省立、不是市立、也不是私立而是“央立”小学，是交通部办的学校。老师大多来自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或重庆等大城市，见多识广，开设的课程齐全，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常识、公民、体育童训、音乐、美术劳作，还有特色课程，英语和铁道常识等。教员多是工程处的工程师夫人或工程师本人来上课。铁道常识就是正工程师李仲芳讲授，解放后他在西安公路学院任教授。工程处、贵阳电厂、53兵工厂、西南运输处等单位的要员大多把子女送到扶轮小学就读。它有一首铿锵有力的校歌“贵山富水，佳气郁葱葱，火车如电过，文化随交通，我们力品学，锻体魄，奋发志气雄……”。五年间，从观风台旁，南明河边的那几间简易教室里，为共和国输送了三十多名高级专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市规划局局长、教授级高工、主任医师、国家一级演员歌唱家、高级警官、高级会计师、空军驾驶员、火箭发动机专家等。就这而言，贵阳扶轮小学和贵阳最好的小学相比毫不逊色。为此我写了一万多字的回忆录《短暂的贵阳扶轮小学》，摘要发表在贵阳政协出版的《百年贵阳教育》上。扶轮小学的校歌影响我的人生，给我的是德智体美劳的做人的素质教育，即励品学、锻体魄；给我的励志教育，即奋发志气雄；告诉我要继承父业，做一个铁道工程师，记住“火车如电过，文化随交通”。五十年后，我跨界研究交通地理和城市的对称分布和我在扶轮小学学习经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1951年我考入贵阳第二中学，它的前生是达德中学，是王若飞同志的母校，入学的第一天就进行这样的革命传统教育，校长风趣地指着庭院的大梧桐告诉我们：“这是王若飞爬过的树！”贵阳二中的三年里我是住校生，父母亲调到昆明工作，因此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独立生活的锻炼，诸如拆洗棉被，缝补衣袜都是自己动手。最重要的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没有家长管的孩子“变野”是很容易的，贵阳二中的达德旧址在中华南路，离市中心“大十字”咫尺之遥。我学会了逛大街，投飞镖、打气枪，上课也想着玩飞镖。开学没几天，生物课老师何菊生在课堂上点名批评：“叶大年，你今年一定留级！”“何老师您怎么就能肯定我会留级呢？我要努力，老师您瞧着！”我暗暗地想着。学期结束时我成绩优秀，去找何老师：“您看我没留级吧。”老师笑笑：“我用激将法，你努力了，这就对了！”贵阳二中的三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打好了数理化的基础，培养了对地理学的兴趣。几十年过去回忆起来也就剩下几句话而已。何菊生老师把元素符号编成顺口溜，让我们熟记34种元素的符号，他告诉我们门捷列耶夫把元素的化学性质写在卡片上，在台桌上像玩扑克那样摆放，先是发现“三素组”，进一步发现了元素周期表。毛德生老师讲了一个吕洞宾和乞丐的故事，乞丐不要吕洞宾施舍的金子，而要吕洞宾的指甲盖，因为它能点石成金。毛老师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掌握方法尤为重要。王启华老师告诉我：“任意角不能用初等几何方法三等分……”。这三句话影响我后来六十年的科学生涯。班主任孙信杰老师地理课讲得极为生动，几十年来我对地图的兴趣经久不衰。(www.daowen.com)

1954年我考上了当时贵州举全省之力新办的贵阳六中，1957年成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999年，我在《贵州日报》上发表文章，《桃李情——庆祝贵阳六中建校四十五周年》。我用了3000多字的篇幅来回忆母校老师对我的教育之恩，回忆老师给我的知识在我后来科学生涯中的启蒙作用。特别是学校得到非常完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教学仪器设备，由赵振棠老师负责开箱验收，我是住校生，假期闲着，赵老师叫我帮着开箱验收。我顺便就问老师这仪器干什么用的，莱顿瓶、法拉第起点盘、阴极射线管、麦克斯韦滚摆等等，更难忘的是赵老师能用简单的实验演示一些物理常数的测定方法，他用三颗大头针、量角器测定玻璃砖的折射率；用毛细管、钢针和千分卡测水的表面张力；用铁粉、马蹄形磁铁和硬纸板演示磁力线等等，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在贵阳六中就读时，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受到的良好教育，对我后来在光性矿物学中做出创新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史重威老师生动的经济地理教学直接影响着我四十年后发现城市对称分布的规律。时间又过了20年，今天想到贵阳六中，我仍有一些话要说。

1957年，贵阳高考前发生了一起“高考志愿事件”，六中学生派代表到招生办“请愿”。我在发通知前被除了名，沦为社会青年。这件事使我的一生被刺配上深深的“金印”，六十多年来每逢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刻我都会反思名落孙山带来的影响。反思是很有益的，1957年的挫折使我认识到自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德行应该好好修理，同时知耻而后勇，不满足于要当工程师，树立了要当科学家的雄心，并持之以恒的奋斗。几十年的反思，我得到一个结论，没有1957年的那次挫折，就没有今天的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几十年来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贵州的经济一向发展滞后，为什么清末民初，贵州在军政文化教育方面涌现出一批精英。想必是与洋务运动、康梁变法、百日维新有关。有了互联网后，休闲时上网搜索，发现“公车上书”签字人中贵州人士特多；得知梁启超的恩师李端棻是贵州人，李端棻把堂妹许配梁启超。但是网上当时没有李端棻的条目。2007年3月，我应邀回江门，有幸与梁思礼院士夫妇同行，参观梁启超故居时，我问及李端棻，梁院士确认属实。这两年，李端棻的网上条目突然多起来，李端棻官至礼部尚书，他向光绪推荐康有为、谭嗣同；创建京师大学堂，是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幕后支持者，并获罪发配新疆；后赦免回贵阳，与志士仁人在黔兴办新学，在贵州的教育事业有重大贡献；2018年，在贵阳双龙新区建立“李端棻中学”……而我的贵阳教育情结只是穿过“王守仁路”至李端棻的京师大学堂，最终再到今日，不过五百多年时间隧道的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