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进德

贵阳市解放初期，修文扎佐区辖清让，桃源二乡和一个扎佐镇，我曾经担任过扎佐区民运委员。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征集粮草。后根据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区委派我和岳银长两人进驻桃源乡开展工作。

桃源乡地处修文县的东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军委纵队曾经过这里。据老百姓说，朱德总司令曾在月亮山静室寺住宿过。红军还在大木寨李忠良家住房墙上写下“红军是幹人的军队”的标语。我们两人进驻乡政府，当时乡有10多个旧职员，以罗铭、崔建之为头，首先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接着依靠他们征集粮草，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三个来月。

罗铭家住木头寨，布依族，曾当过保长、乡经济千事、警卫干事等职务，他从国民党贵阳师管区兵役人员训练班毕业，并加入了国民党，在远离县城38公里的桃源一带也是一个能文、能武颇有点名气的人物。根据党的统战和民族政策，当时区领导的意图是想培养罗铭为骨干，让他任桃源乡剿匪大队副大队长，组织了18人的剿匪大队，还发给短枪一支，步枪三支，加上原有枪支共有长短枪18支。由于我和岳银长刚到桃源，人生地疏，群众尚未完全觉悟，只好依靠他们出面征集粮草。罗铭大我几岁，认为我的脾气比较温和，和我接近多一些。老岳经常身背两支枪，其中有一支乌黑铮亮的冲锋枪，足使罗惧之三分，不敢轻举妄动。我和老岳虽然有4支枪，但毕竟只有两个人。在和他们打交道中，我们既要高度警惕，又要沉着自如地一起工作。转眼到了1950年的3月，贵州全省匪乱发生，修文县德政乡的李永芳暗害了梁方膏、魏怀远的消息传出后，罗铭认为有饥可乘，便和崔建之（原副乡长）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蠢蠢欲动，也不与我们往来接触了。3月底李永芳等股匪围攻县城，好心的群众多次劝我俩离开桃源，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我和老岳立即撤回扎佐。我俩前脚一走，罗铭和崔建之就耍出了“军来为军”（解放军）“匪来为匪的”两面派手法。于古历二月十九日（即4月8日），在青禾的百花山聚众公开反叛为匪，成立所谓“自卫大队”，罗铭自封大队长，崔建之为高级指导员。接着开阳匪特钟大金来白花山，罗即与他合伙，被钟任命为“中国国民党西南同志救国委员会”第一团团长。4月初，开阳股匪朱道江窜到底窝坝，罗又投靠朱匪。经改编，被任为“中国人民自卫救国军西南区总司令部直属第六纵队”纵队长。罗反叛为匪后，公开打出旗号，拉虎皮作大旗，强迫开阳，贵筑与桃源毗邻的村民为匪。他们张贴反动标语，率部攻打开阳县城，抢劫枇杷哨，格都堡等粮库。还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欺压农民，逼死村民4人。于是桃源乡又沦为土匪的控制中。

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军大五分校立即组织武工队驻扎清让乡，贵阳巡防川黔公路的警卫连于1950年5月29日配合武工队进剿桃源股匪，罗铭率匪闻风而逃，使这次进剿扑空。

针对我进匪跑，我走匪回的情况，区委和武工队作了多次研究，从党的统战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出发，反复分析了罗铭的情况。枪不过百来支，在开阳，贵筑股匪唆使下东躲西藏。只要我们耐心地对罗本人和他的家属进行教育，宣传党的政策，把罗争取过来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深得人心的。当然，这种争取必须建立在武装打击的基础上，区委决定派我去做这项工作。当时，我孤身完成这个任务是要冒险的。但是我想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对牺牲何所惜，困难又何所惧呢？我抓住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罗铭有个温暖的家庭，一家七口，上有老下有小，其妻李翠贞平时待人和气；二是有接近我们的群众冯××等常常利用到扎佐赶场，向我们报告罗铭的动向。

我们经过发动和依靠群众，组织便衣跟踪侦察，掌握了罗铭股匪的活动规律，于1950年6月3日晚，由军大五分校武工一队配合，突然武装包围了桃源乡公所罗铭匪部。经过战斗，我们活捉匪徒三人，缴枪两支。罗铭等匪盘踞的老窝被剿，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随后，我们立即展开政治攻势，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土匪家属会。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在土匪家属会上，利用一土匪当场坦白悔过，放其归家的行动，表明我们的政策。(www.daowen.com)

逃往山内的罗铭股匪，在我军的军事压力和政策感召下，匪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五天中就有41名土匪前来悔过自新。其中有副团长、参谋长等，交枪15支。此时的罗铭变成了“光杆团长”，到处东躲西蒇，我即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先后六次到小木寨罗铭家中，向其妻，胞弟罗永乾（匪大队长），堂弟罗永祥等作说服教育工作，并通过家属传信，开始动摇了罗铭继续为匪的念头。罗铭终于在1950年6月12日传信说：“明日中午，在小木头寨家里，只见白进德一人，不见其他人。”对此区委和武工一队领导经过慎重的分析，认为罗铭已是“惊弓之鸟”，家属的思想工作做得比较成熟，部下的瓦解工作也做得比较成功，而少数民族有讲义气守信用的特点，决定让我和原乡公所的乡兵车树华前去会见。小木头寨离桃源不远，仅两公里，区委还决定由武工一队在桃源严阵以待，以防不测，若有情况以便快速出击。

次日，我和车树华来到小木头寨，罗铭的密探向罗报告只有两个人。罗铭连忙出庭迎接。我进屋后就把手枪往罗家的桌子上一搁，对他说；“我是党和政府派来的，是为了桃源一带人民的利益而来的。”我警告他要认清形势，识时务顾大局，不要轻举妄动。这时，罗铭的戒备神情有所缓解。接着，我向他宣传共产党历来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指出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不要一错再错。坦白认错从宽，抗拒从严是党的一贯政策。劝他打消顾虑，好好抉择，弃旧立新。

在谈话中，罗铭不时流露对我们怀疑、观望的神情。我对他说：“你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先后六次到你家找你，给你的家属做工作？难道说我们没有诚意？只要你连人带枪站到人民这边来，党和人民绝对不追究你的过去，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听了我的一席话，罗铭的心情好象又舒展了一些。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加上我们的谈话步步深入，最后罗铭从嘴缝里憋出一句话：“待天黑后我到乡公所再谈吧。”他看天色不早，特叫妻子准备了菜饭，招待我和车树华吃了便饭。我考虑他是为了顾全面子才说这句话的，即点头同意了。饭后罗送我出屋。我返回桃源即向区委汇报，并同武工一队的领导同志进一步分析了罗铭的情况，认真研究了对付办法。

天黑以后，匪纵队长罗铭、副队长黄国栋、高级指导员崔建之、参谋周茂洲、副团长于吉成、书记唐子俊、军需于吉林、外交官李光泽等来到桃源乡公所，李光泽等在桃源乡公所内，当即向区委领导表示愿意交枪投诚，悔过自新。并连夜带着武工队到开阳县王车一带的牛圈里，小木头寨的罗铭家中，以及白花山等地，提出长短枪72支、子弹1000发、手榴弹5枚。这样，罗铭匪部先后近百名匪徒放下武器，避免了一场场血战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

1950年6月18日，贵州省军区对扎佐区政府和军大五分校武工一队，在剿匪斗争中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桃源股匪的事迹进行了通报表扬。后来，罗铭等到县参加学习班，随后转到贵阳地委所在地花溪集训。后因崔建之逃跑回桃源，被民兵抓回，审讯中涉及罗铭与崔串通叛逃，俩人后被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