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大五分校驻地在修文马家桥一带，相邻的息烽县由一大队负责，省委、军区指定带队去的匡斌校长兼息烽县委书记，以便更好地实行统一领导。

1950年9月上旬，匡斌校长带着大队长刘仲廉等几个同志，先行到息烽主持召开县里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我负责组织工作队的全体成员一共900多人，连续几天学习了有关的方针政策，讨论了一些注意事项后，于9月中旬从学校出发至息烽。

经过两天行军，大队人马到了息烽城。还没有驻下，刘仲廉同志就急匆匆地赶来对我说：“部队先不要解散，匡校长一会儿要来给大家讲话。”看他那神情好像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儿，匡校长来了，他告诉大家，我们一位农会组织委员、农代会代表何绍清在出席会义的第一晚上被敌人暗杀了。匡校长沉重地说：“这是敌人公开破坏农协的罪恶活动，也是给我们工作队的一个下马威，同志们要加倍提高警惕。别看这个不到9万人的小县，敌情却很不一般。”我们以前也听说过息烽的情况较复杂，但具体敌情并不十分了解，听了匡校长的话，大家心里很沉重。(www.daowen.com)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对息烽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国民党从1935年开始在这里发展组织，到临解放时，这里共有国民党直属区分部42个，区党部10个。三青团员一直发展到农村。至于哥老会、一贯道之类的会道门更是遍及城乡。最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就派戴笠来息烽成立了各种特务机构：有残杀革命志士的猫洞监狱（即息烽集中营）；有专门监禁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看守所；有庞大的特务训练机关（即军统与美国特务组织合作举办的息烽特训班）；还有专供特务搜集情报使用的高功率无线电台等等。这些特殊组织监禁和屠杀了我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也训练了成千上万的特务鹰犬。解放以后，息烽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和当地土豪劣绅紧紧勾结在一起，共同制定“应变计划”，阴谋组织土匪叛乱，趁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军队离开息烽，人民武装尚未建立之际，窃取我支前委员会要职的李文彬（原国民党县参议员），串联一伙地方封建势力的头头，以保护地方秩序为名，到处搜罗枪支，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息烽反共站”，成立匪“西南人民救国军修（文）开（阳）息（烽）总指挥部”，纠集匪首匪众千余人，公开制造土匪叛乱。

他们先夺取我20余个乡场，又攻打息烽县城，猖獗一时。为了打击土匪的猖狂气焰，我县委书记王勇波和县大队副大队长吴传友两同志带40余人出击，在板桥地区遭到1000多名土匪的伏击，均英勇牺牲。此后，土匪气焰更加嚣张，随即向息烽发起了第二次攻击。我驻乌江的工兵营闻讯赶来，将土匪击溃，并活捉了土匪司令吴宪章。但县人民政府机关已被冲进城的土匪焚烧殆尽了。针对这种情况，贵阳军分区专门派来了部队驻地清剿，到1950年七八月份，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重要匪首相继落网，一些狡猾的特务分子暂时由公开转为隐蔽，准备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这时，我们军大五分校组织的工作队到了息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