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而干部下乡则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过去是，现在仍是，将来更是。

那是1956年的事了，花溪当时还称为贵筑县。县委根据中共贵州省委传达的中共中央为更好培养干部，实行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的意见，决定率先在县机关中选送一批没有在农村锻炼过的知识青年干部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那时我是县人民政府秘书室的秘书，本着忠实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初心，便写了一份申请贴在县政府大厅的墙上，不久便获得批准。记得还有县农业局的刘大驹、县委会的陆炳庚、李毓琴等都很荣幸成了新中国贵筑县第一批参加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干部。

1957年春节刚过，我们这批干部便背上行李来到青岩区公所。才早上八点过钟，青岩区下边的北街村、摆早村、山王庙村、歪脚村、摆托村的村干部已经等着领人了。我与刘大驹、袁敏富三人分别分在摆早村的弓腰大寨的三个生产队，我们随摆早村村干部步行过了两条河、翻过四个坡，路过了苍翠的“飞云山”。青岩油杉林栖息着的白鹭，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兴奋雀跃，不记得是谁还吟了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这哪里是劳动锻炼嘛，分明是到郊外渡假的感觉啊！村干部无奈的摇摇头笑了。等三个多钟头过去，走得脚僵手软的我们一个劲地问“还有好远，到了不得”时，才觉察出村干部的笑容有些意味深长。

弓腰大寨里住的都是布依族，赵姓居多。我被分在往左走这个生产队，住在一户姓赵的布依族中农家的楼上，他家有四口人，搭伙食也在这户人家。第二天队上看着我是城里来的“文化人”，把我分在了全是老人和妇女的生产组，工种就是上山铲火土积肥。中午，我跟着组里的几个老姨妈、老伯爷从寨子后门出去，下到坡脚，过大河，花了一个钟头好容易上了坡后，我一马当先的拿起铁锹奋力铲起火土。心想：“好歹我也是个23岁的壮小伙，难道连这些老人伙都不如？”不曾想三几下下来手上就打起了水泡，狼狈地败下阵来。旁边的几个布依老姨妈一下唱起山歌来：“规劝你个城里来的小二哥哎，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来，活路要一手一手嘞做哟……”

农业生产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从春耕抢水打田、栽秧到秋收打米这段时间农人一刻都不得轻松，尤其是春耕的时候半夜下雨就得起来“抢”水进田，趁雨打田才“坐”水。一年多后，当时涨红了脸的我却在他们手把手的带领下，除了没有学会犁田这个讲技术的重体力活外，其余的活路能抵得上一个中等劳动力了，什么从牛圈里出糞，用高挑送糞到田坝、撒糞、上山割秧青到田里沤肥、插秧等等都做得驾轻就熟了。(www.daowen.com)

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的日日夜夜，劳累并快乐着。在劳作之余，每到夜晚便可听到寨中传来月琴弹奏声和竹笛声，唱得最多的就是《桂花开放幸福来》，因为寨子里每个人都知道这首歌就是由寨人们世代传唱的布依族民歌《桂花开放贵客来》改编加工的。我最喜欢听寨子的老人们“杠熬”（注：布依话讲故事的意思）。他们讲红军过花溪的故事，讲解放前那些吃了上顿愁着下顿的日子，还讲国民党反动派下乡抓壮丁夺粮的罪恶行径。最后往往会感叹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才有现在安稳的日子。

我和寨里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向他们学会了人（文）、天（闷）、喝茶（更则）、挑糞（桠笨）、喝酒（更闹）、唱歌（秧万）等简单的布依语言。还结伴去瞻仰弓腰寨旁“状元坡”上“云贵第一状元”赵以炯的墓地。它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土坟。坟前有一列一人多高的、长约15米的石坎拜台，坟前竖有白棉石“五合式”大墓碑，碑前两侧有石柱刻有楹联为“水秀山明人文蔚起，龙盘虎踞地道遐昌”非常气派。

时光一转眼就到了1958年春节后，我便离开了曾经为之洒过汗水的地方，又投入新的工作中去了。

短短一年知识青年干部上山下乡活动，在我八十多岁的人生历程中确实太过短暂。但我却忘不了第一次捧着自己种出来的稻谷的热泪长流，更忘不了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与拥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党仍然坚持着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我欣慰地看到一批批大学生、年轻干部一如当年的我们一样，深入农村当上了大学生村官、村支部第一书记，带领群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