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得知我是一个党龄六十多年的中共老党员时，常常会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而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那些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而他们青春永驻的身影永远在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我家还住在清华中学门口的街上，斜对面不远处就是花溪车站。人来人往的很是闹热。1939年“二·四”日本飞机炸贵阳后，杜蓉烈士家疏散来到花溪，也住在这条街上。杜蓉当时在花溪石头村的贵阳女中读书，她体型微胖、常穿浅黄色军装一样的校服。我和她弟弟杜毅仁是花溪小学的同班同学，时不时去他家玩。杜蓉姐很少在家里，但是只要在家，就会给我们讲故事，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故事就是高尔基的《童年》。杜蓉女中高中毕业后，杜家又搬回城区去，我也就再没有见过她。杜蓉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残酷杀害，她的革命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过不了多久，我家搬到了花溪石头村。当时贵州大学、贵阳女子中学就在那里办学，筑光音乐会的歌声经常响起，可以说当时的花溪石头村是一个红色区域。其时，我正在贵筑县中读书。我母亲是一位和蔼慈祥的家庭主妇，常常帮贵大和女中的穷学生们缝缝补补，课余时间，他们会来家里给我们几个孩子辅导功课、讲故事。我记得经常来的有刘家祥烈士、金芳云烈士、史健烈士等几个。　

记忆中刘家祥烈士看起来比别人要大一些，大家都叫她二姐或祥姐。我一度以为她是女中的老师，其实她是贵阳女中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经常组织女中筑光音乐会的同学练歌，也常常教住在附近的孩子们唱歌，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黄河大合唱》《亡国奴当不得》等歌曲。晚上常看到她提着一盏马灯到周边的柏杨寨、麻窝寨等寨子办农村识字班，教授他们文化知识和抗日救亡的道理。后来才知道她很早就入党了，当时是贵阳女中党支部书记。1940年6月的一天，贵阳女中“筑光音乐会”会员到花溪小学参加《黄河大合唱》排练，遭到特务包围，逮捕了好几个学生。刘家祥也被学校勒令退学。我从事党史工作后才知悉她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6月，她回到贵阳开展工作时连同一岁的女儿一起被捕。在狱中，刘家祥多次遭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www.daowen.com)

金芳云烈士和刘家祥烈士的关系很好。她那时大概十多岁的样子，在花溪青岩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是乌当人，很少回家，周末时不时会来石头村找刘家祥，我跟着杜蓉姐一样叫她四姐。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家》《春》《秋》等书籍。刘家祥被学校勒令退学后，金芳云就不来了。

史健烈士给我的印象是留着一圈短短连鬓胡，戴着眼镜，身体很不好的样子。他最喜欢给我们讲鲁迅写的《补天》《奔月》《铸剑》等故事，告诫我们不管将来做什么谋生，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无愧民族、无愧家国的人。史健平时话不多，一旦辩论起来却滔滔不绝。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家和吴江平辩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的问题，引经据典，让周围的人时时击节叹好。1949年春天的时候，史健和他的同学们还对我们说起贵州大学反饥饿运动的事情，当时大家非常佩服他。

1949年5月下旬，花溪街头出现了许多特务，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史健也由此消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1949年11月11日，金芳云和杜蓉、刘家祥、史健等24位革命烈士一起被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杀害于贵阳北郊沙河桥和南郊马家坡。这距离花溪解放仅仅只有四天。时光荏苒，在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千千万万烈士中，他们只是其中的几个，但对我来说他们却是人生的指路明灯。十六岁参加革命，二十五岁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的我，一生听党的话、跟党走。在垂暮之年，终不负他们的谆谆教诲，做了一个堂堂正正、对国家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