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阳新区建设初期，面对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场所、没有设备、没有队伍的“四无局面”，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举全市之力建好金阳”的决策部署下，在金阳办成立的同时，又组建了贵阳金阳新区建设有限公司，形成了“一办一公司”的建设格局。在各部门各行业的支持下，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短期内撬动起数十亿的银行信贷资金，投入到了新区的设施建设之中。创新成了推动新区规划建设的主旋律。当时，省委组织部希望省管专家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的智囊建言献策。面对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和扑面而来的信息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政府+公司”的城市建设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区建设的要求。经过反复思考，我的《贵阳市金阳新区开发建设中运作机制创新的构想》一文终于完成，交与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和金阳办，明确提出建议采取“政府+公司+加专家委员会”的运作模式，在三者既在和潜在的目标追求中，求得最佳的决策与执行模式，避免重大失误和冤枉交“学费”。这种“三足鼎立”，“三轮驱动”的模式，更具抗御风险的能力，更具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优势和权力制衡优势。这一构想促成了新区建设中尊重知识、尊重专家的风气，金阳办虽没成立专家委员会，但许多事情都实行“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原则，聘请了一批省、市专家做顾问，更充分尊重省、市一批老领导的意见，体现了“政府+公司+专家”三者叠加能量的放大。

2002年初，我和金阳办的同志共同策划组织召开了“金阳论坛”。在简易搭起油漆未干的大棚中，来自省市的领导和各方面的专家，媒体代表齐聚一堂，作指导和建言。论坛的成果由陈石同志任主编，编辑为《金阳跨越式发展之路——来自“金阳论坛”的专家报告》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省市的媒体也对论坛的召开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

为了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也经常应邀出席金阳每周的办公例会，许多事情都有专家团队论证和决定。如金阳主干道的命名；道路照明系统通过展示招标，专家评审采构；第一楼盘“碧海花园”的命名及一些项目的招标评审，都有专家参与。

由于金阳办和金阳公司对我的信任，使我在边学边干中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产生的一批于金阳建设相关的成果。金阳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时，发现了一大批古人类生存遗迹遗址，为了保留新区的远古文脉，我们与省博物馆考古所将原貌尚存的遗址和文物考证研究后，汇编成书，图文并茂地作为资料保存下来。为了解决新区建设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我们与省社科联、贵州财经学院共同成立了贵州城镇化研究中心，我担任副主任，策划和主持了重大项目《金阳新区建设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2004年1月谋划。当年3月底完成验收课题研究，课题研究在《贵州日报》和《理论与当代》等报刊宣传推荐，为新区建设与城镇化同步并进，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参考借鉴和实施的路径。为了超前谋划金阳新区的旅游产业，我执笔起草了《贵阳市金阳新区旅游规划概要》，以金阳办和文化规划建设专家组的名义报送市旅游局获得认可。其后还起草了《金阳新区建设志》框架待编撰。(www.daowen.com)

2005年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金阳，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新区建设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省、市之间的争论迅速化解，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会议，出台文件，由此掀起了金阳建设的又一轮高潮。鉴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未根本解决，我以顾问的名义向王晓东书记、袁周市长并市委、市政府写了《关于更快更好建设金阳新区的几点建议》。建议主要涉及：一是确实保证“举全市之力建好金阳的战略口号落到实处。二是优先解决人气等商气、商气等人气的矛盾。三是金阳应当成为全市改革创新的试点及示范基地。四是着力打破资金瓶颈、农民拆迁安置转移就业的瓶颈。五是倾心构建两大支撑体系，即政策支撑体系，智力支撑体系。该建议迅速获得市委书记王晓东批示：“此建议甚好，所提五点我们将认真研究解决。”

在金阳新区的建设中，曾经提出要将金阳建设成“贵州的浦东”，但浦东的建设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贵州的浦东”该怎么去学习呢？我们心中无底。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与省委机关刊物《当代贵州》杂志社社长赵宇飞，总编辑杨俊同志多次商讨，并先后分别邀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专家顾问魏杰，浦东开发旅游所所长王健刚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铁臻教授到金阳新区考察指导，王晓东书记还宴请了魏杰和王健刚教授。他们对我们有关金阳建设的一些思考和做法予以高度的认可，朱铁臻教授对我这个学历史的对城市建设规划有如此见解大为惊讶。我要感谢贵阳市委对我的信任，感谢金阳给了我无时无处无人不在学习和思考的动力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