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州、凤台一带，西汉时即以文学兴盛著称，淮南王刘安聚数千宾客编著《淮南子》。不过，自明代以来文事不兴，凤台出身的进士仅有3人。与文举落后相反，凤台县武举则“常甲旁县”。安愚之习盛行，民人或犷野，或朴鄙，或尚气，影响社会稳定。李兆洛在上任伊始就发现，凤台县学宫四周被民居所占，破败不堪。循理书院规模极小。各地更是鲜闻读书声，对名胜古迹知之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好古之士少，莫为爱惜”。在下蔡古城，昔日的下蔡学宫早变成遗迹，被当地人呼为“土楼”。凤台的教育怎么办？他把“读书宜鼓舞”作为执政的重要方略之一。

凤台县学与寿州州学同舍。针对学宫圮坏和人员拥挤的现状，李兆洛与寿州知州沈南春商量，决定收回四周被民居占用的学宫，“清复旧界，撤民屋二百余楹而给之值，重修学宫，并以其余力（建）新训导署”［《年谱》嘉庆十七年（1812）］。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修学宫的过程中出现了“豆腐渣工程”。据李兆洛《重修学宫记》载：嘉庆十七年，州人孙氏修学宫既迄，以屋宇穿漏，殆不可居，撤而新之。工程翻工，成本增加，终保证了质量。时值江阴人庄椿为县学训导，于是“招生徒，朝夕讲艺其中，颇闻吟诵之声矣”［《年谱》嘉庆十七年（1812）］。(www.daowen.com)

这是李兆洛鼓励读书、强化办学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说学宫是官方的学校，书院则属民间办学。书院的多少常常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凤台书院不多，见诸文字记载的只有循理书院。循理书院在县署后，房屋少、规模小，只能容纳十多个人。加之膏火颇薄，不能满足饮食之费。为此，李兆洛在上任之初拟订的施政纲要中，就提出整修、扩大书院，使其可以容纳百余人。州县治所之地尚且如此，偏远乡曲坊巷，更是难闻诵读声。他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着力在各集市等处建立义学，“或官为延师，或绅士公为聘礼，农民之子欲读书者，听其送入。其才质可造者，即送入书院肄业，以观造就焉。”（李兆洛《凤台上事与绅士书》）这一心愿成为李兆洛执政凤台的动力之源。在僻远地区，一方面“择地驻外塾，延师课读”，另一方面“择耆老数人，劝民孝弟，分俸以奖其劳”（《清史列传》之《李兆洛传》），于是“浇风一变，治行称最”（《养一斋文集》卷十六《凤台厅壁二箴》）。在白塘庙，他劝说时任凤台吏库的吴霞年延请办学，并得到积极响应，吴家吴振泰、吴振粹相继考中秀才，未尝不与李兆洛的大兴读书之风有关。